那些自称传承“正统”的人，跪拜的不过是权力之辫；
那辫子早已腐烂，却在人心深处长出新芽。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独坐在北平寓所的灯下，却仿佛听见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不是风声，倒像是许多辫子在地面上拖行的声音。这使我无端想起绍兴老宅院里，那些总在梅雨时节生出的、湿滑的青苔，看似死了，一逢阴湿天气，便又绿莹莹地蔓延开，攀上石阶，爬上粉墙。
近来颇有些“新”景象，教人如骨鲠在喉。分明是新时代的街衢，却恍惚瞧见一角明黄袍裾闪过；分明在用着电话电报，口中却念叨着“皇上圣明”“祖宗成法”。一些本已沉入历史淤泥的符号与仪轨，竟被精心拭去锈蚀，镀上金光，当作甚么“传统精粹”或“盛世荣光”，在光天化日下游行起来。甚而至于，连那二百六十八年间压在颈项上、浸透血泪与汗腥气的辫子，似乎也有人暗地里摩挲，赞叹其“式样之美”，琢磨着如何再接回今人的脑后了。
这便奇了。记得幼时听老人讲，辛亥之后，乡间尚有遗老，将剪下的辫子珍藏于锦盒，夜半无人时取出把玩，对之涕泣。当时只觉可笑，如今想来，那锦盒竟未曾盖紧。盒中的物事，非独是一把头发，乃是一种魂灵。这魂灵，在阳光炽烈时，便蛰伏不动；一旦天色转晦，世道有些纷乱迷茫，它便从盒缝里溢出，寻那精神上无所依归、心里空落落的人，悄悄地，将一条无形的辫子，又系了上去。
这无形的辫子，系法甚是巧妙。它有时幻化作一串“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念珠，有时编织成一顶“康乾盛世”的华冠，有时又拧成一条责骂“数典忘祖”的鞭子。戴上这冠，持了这鞭，捻着这念珠的人，便仿佛顿时得了历史的“正统”，得了批评一切的权柄。他们对着已然朽烂的帝王棺椁叩头，便能忘却眼前活人的生计；他们对着虚拟的“八旗荣光”流泪，便可漠视真实存在过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他们纪念的，哪里是甚么“历史文化”？分明是那套主子与奴才的秩序，是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幻梦，是那可以随意跪下去，并将跪姿美化为“忠孝”的轻松。
这倒让我想起《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革命风声紧时，他也慌忙将辫子盘在顶上；待到风波似乎过去，那盘着的辫子，便又放了下来，而且比先前更油光可鉴，甩得更响了。如今这些“纪念”活动，这些“文化”招牌，何尝不是将那根早已剪去的权力之辫，又悄悄地、堂皇地盘将起来，示与众人看呢？只可惜，他们盘得再精心，那辫子终究是死的，散发出的，只能是棺木的气息。
这气息，却能熏醉一些人。或因懒惰，觉得现成的、陈腐的答案，总比自己苦苦思索来得便当；或因怯懦，觉得躲进一个臆想的、“辉煌”的过去，总比直面复杂的、需要负责的当下来得安稳。于是，那魂灵便得了滋养，那无形的辫子，便一条接一条地系了上去。国内如此，国外竟也有些角落，同声相应，将这隔世的骸骨，当作稀罕的古董来展览、叫卖，大约也是看中了这骸骨上，还残留着些许可供猎奇或利用的“东方”幽光罢。
然而，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戏子。那拖在脑后二百余年的辫子，其重量，史册有载，民谣有传，百姓的骨髓还记得。它不是装饰，是枷锁；不是风雅，是疮疤。真正的传统，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之力，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之心，是“民为贵”的古老明训，而非对某个一家一姓王朝的愚忠与回望。将枷锁当作项链，将疮疤当作花纹，自欺欺人，终究是行不通的。
夜更深了。那窸窸窣窣的拖曳声，似乎还在远处萦回，固执地，不肯断绝。我知道，要根除这魂灵，比当年剪去有形的辫子，要难上千百倍。它不在头上，而在一些人的心里。但这心，也终究是能变的罢？只要那追求解放、向往光明的意志不曾断绝，只要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还在，这魂灵便只能躲在阴暗处窸窣作响，终不敢走到真的大日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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