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与“迅鸟”两艘快船，如同穿越冥河的渡舟，在弥漫着异样气息、漂浮着残骸与尸首的浑浊海域拼死前行。没有罗盘指引，他们只能依靠水手长对星象的最后记忆、对洋流方向的触感，以及一种近乎本能的求生欲来导航。天空始终笼罩着一层不祥的灰黄色阴霾，不见日月，唯有偶尔从云隙透下的、惨淡的光斑，短暂照亮前方诡谲的海面——那里时而平静得令人心悸，时而又毫无征兆地翻涌起夹杂着暗蓝色“星光”泡沫的乱流。
他们遭遇了数次小规模的、短暂的能量扰动：海面突然局部沸腾冒泡；空气中骤现细碎的静电火花，灼伤裸露的皮肤；磁力混乱导致铁器短暂失控。每一次都让船上的水手心惊肉跳，唯恐引发更大的灾难。但他们没有退路，只能将帆张到极限，桨橹齐动，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片梦魇般的核心区域。
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亡命航行后，前方海水的颜色终于逐渐恢复正常，那股刺鼻的异味和无处不在的低沉“潮音”也减弱到了几乎不可闻的程度。当熟悉的、属于外海的深蓝色重新映入眼帘，当久违的海鸟鸣叫着掠过桅杆，劫后余生的水手们几乎要瘫倒在甲板上。
“找最近的烽燧，或者渔村！快！”带队的把总嗓音嘶哑，嘴唇干裂出血，眼中却燃着熊熊火焰。
他们最终在泉州外海一处偏僻的渔村靠岸。当衣衫褴褛、满面烟尘、带着一身诡异海腥味的官兵跌跌撞撞上岸时，几乎吓坏了当地的渔民。消息如同野火般沿着海岸线蔓延开去。
几乎在同一日，苏瑾派出的、从陆路和水路多方向渗透的支援小队，也陆续与从灾区零星逃出、或被困在边缘岛屿的幸存者取得了接触。破碎的信息，如同被海浪冲上沙滩的珠贝，开始被一点点收集、拼凑起来。
福州，冯远山衙门。这位总理东南海防事务大臣，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终于接到了第一份相对完整的、来自前线的报告——“飞鱼”号带回的郑参将求援文书及胡舵工口述记录。几乎同时，苏瑾通过自己的渠道，将多方收集的灾情碎片信息汇总整理后，也送到了他的案头。
冯远山一夜白头。
报告中的文字触目惊心：水师主力舰队遭毁灭性打击，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但初步估计战船损毁超过十艘，包括两艘大型福船，官兵伤亡失踪逾千；前沿观测点全毁，人员损失惨重；海域异象之烈，远超想象，光柱、巨漩、磁暴、地鸣……描述的景象如同志怪小说；荷兰方面亦损失惨重，至少一艘大船沉没，余者皆伤。
而胡舵工的口述和陈五补充的信息，则更偏向技术层面，指出了灾难爆发前能量活动的异常加速、以及爆发可能与荷兰小艇的冒险渗透存在时间关联（虽未明指因果，但暗示了扰动）。他们还强调，灾后海域“潮音”未绝，能量活动似转入更深层、更不稳定的状态，强烈建议持续监测并极度警惕二次爆发。
苏瑾的汇总则更为宏观，她结合各地零星报告，勾勒出了灾难影响的大致范围（沿海震感、异常潮涌、大气光学现象等），强调了次生灾害风险（疫情、海产污染、民心动荡），并再次以最严厉的口吻警告，根据“潜蛟”号早前数据和此次爆发模式推断，能量系统的平衡已被彻底打破，未来极可能发生强度未知的后续释放，且间隔难以预测。
冯远山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从巨大的震惊与悲痛中冷静下来。他是封疆大吏，是海防统帅，此刻没有时间沉湎于情绪。他立刻做出了几项紧急部署：
第一，以八百里加急，将灾情详细奏报朝廷，自请处分，并恳请朝廷速拨钱粮、医药、船只支援救灾，补充水师损耗。
第二，命令沿海所有水师剩余力量、卫所官兵，立即投入救灾，搜救落水军民，收殓遗体，安抚沿海受灾百姓，严防疫病流行。
第三，派出由亲信幕僚和懂得观测技术的吏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携带补给和简易仪器，随增援船只前往灾区，接应郑参将残部，并尝试在绝对安全距离外，恢复对异常海域的最低限度监测。
第四，以总理衙门名义，正式照会（通过留在福州的荷兰商馆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其所属船只不顾我方屡次警告，擅自闯入我方明确标示之极端危险海域进行危险活动，并疑似因此引发不可测之灾难，造成双方重大生命财产损失”一事提出严正交涉和质疑，要求对方立即说明情况，并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这是一步险棋，旨在掌握外交主动权，将灾难的责任至少部分引向对方的不当行为。
同时，他私下通过隐秘渠道回复苏瑾，感谢其信息共享与预警，表示已采纳其部分建议，并请其继续利用民间网络协助监测和信息收集，尤其是关于荷兰残部的动向及海域二次异常的任何蛛丝马迹。
西苑，皇帝和中枢重臣们在接到冯远山详细奏报及苏瑾更新的密报后，朝堂之上一片肃然。损失之惨重，景象之诡谲，远超预期。支持强硬海防的大臣痛心疾首，呼吁严惩荷兰，甚至不惜一战以雪耻；主张谨慎持重者则强调当务之急是救灾恢复，避免再启边衅，且灾难原因未明，不宜贸然归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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