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束缚着她的腿，高跟鞋踩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刺耳。
她边跑边回头，看见板间房的灯忽然灭了。
然后是一声重物倒地的闷响。
沈知意捂住嘴，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跑。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夜色像墨汁一样浸染天空。
她穿过一条又一条巷子，终于看见九姑娘糖水铺那盏昏黄的灯。
铺子门关着，但没锁。她推门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只有灶台上的糖水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泡。
墙上挂着一张合影——九姑娘和那个叫汉生的男人，笑得灿烂。
照片下压着一张泛黄的船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上海至香港，“太平轮”。
沈知意忽然想起周叙白说过的那个词：海难。
太平轮海难，一九四九年一月，近千人罹难。
所以汉生不是死于风暴，是死于那场着名的沉船事故。
而九姑娘等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没能抵达香港。
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止一个人。
沈知意躲到柜台后，屏住呼吸。
脚步声停在门口，犹豫了片刻，然后——
门被推开了。
一双沾着泥水的皮鞋踏进来，然后是柘木拐杖落地的声音。
沈知意几乎要冲出去，却在最后一刻僵住。因为跟着拐杖进来的，还有另一双陌生的鞋。
“她应该在这里。”是周叙白的声音，疲惫而沙哑，“九姑娘说如果出事，让她来糖水铺等。”
“你确定她听懂了？”另一个男声，年轻，带着北方口音。
“我确定。”周叙白停顿了一下，“赵同志，我需要先找到我妻子，才能跟你们走。”
那个被称为“赵同志”的人沉默片刻：“我给你十分钟。十分钟后，无论找没找到，都必须离开。吴启明的人已经盯上这里了。”
脚步声开始在狭小的糖水铺里移动。
沈知意蜷缩在柜台后的阴影里，心跳如擂鼓。
她听出来了——这个赵同志，就是海岛县那个……
五月下旬的香港，潮湿闷热中夹杂着海风的咸腥。
重庆大厦板间房里，沈知意将九姑娘开的最后一包药渣倒进搪瓷盆，药汁的苦味与霉味混在一起，挥之不去。
“今日感觉如何？”周叙白拄着柘木拐杖挪到门边，左腿裤管空荡地垂着。
沈知意抹去额角的虚汗，颈侧瘀斑已淡成浅褐色：“好些了，咳嗽轻了。”
窗外传来重庆大厦特有的嘈杂：南亚裔商人的吆喝、粤语骂架、收音机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鱼龙混杂的避难所，给了他们喘息之机，却也像牢笼。
“赵同志那边有消息吗？”沈知意压低声音。
周叙白摇头，目光落在墙角那包潮汕药膏上。
三天前，裁缝店陈老板突然辞退她，理由是“肺病客人都怕”。
真实原因两人心知肚明——吴启明的人来打过招呼。
陈老板递辞工钱时塞了药膏，低声说：“去中环碰碰运气，我有个老友开洋服店。”
生存的绳索又细了一分。
中环德辅道，鸿昌洋服店
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英伦三件套西装，模特假人戴着礼帽，姿态倨傲。
沈知意攥着陈老板写的介绍信，手心全是汗——信纸边缘已被指腹磨得发毛。
推门时铜铃轻响，冷气扑面而来。
店内深色木地板光可鉴人，墙上挂着老式温度计、湿度计，还有一张南海手绘海图。
沈知意目光在海图上停留一瞬，心头猛跳：那图标注的经纬度，竟与周叙白父亲航海图中的某个坐标相似。
“找谁？”柜台后站起一个男人。
三十出头，西装革履，白衬衫领口松开一粒扣，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像浸在冰水里的琥珀。
他打量她的目光很慢，从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到磨破边的布鞋，最后停在脸上。
“陈老板介绍我来做工。”沈知意递上信。
男人接过，指尖有意无意擦过她的手背。
他扫了眼信，轻笑：“陈阿炳倒会给我找麻烦。”
话虽如此，却从抽屉取出量尺，“伸手。”
量肩宽、臂长、腰围时，他的动作专业而疏离，直到量到胸围，尺子在后背停留略久。
“以前做过洋服？”
“在潮汕店学过三个月，会踩缝纫机、锁边、钉扣。”
“三个月？”男人挑眉，“鸿昌的客人非富即贵，扣子钉歪一粒，赔掉你十年工钱。”
他将尺子扔回抽屉，“试用一周，日薪五港币，做不好随时走人。”
“谢谢老板。”沈知意鞠躬。
“叫我霍先生。”男人转身时，西装下摆掠过柜台上一份英文报纸，头版标题是“南海资源勘探新进展”。
沈知意瞥见副标题里“稀有矿藏”四字，心头又是一紧。
霍景良。
她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
第一日，霍景良让她拆改一件客人的旧西装——袖口磨损，要换新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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