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批中国茶树落户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和大吉岭。
在福琼的帮助下，印度及锡兰(今斯里兰卡)都引进了茶树工业。
从此，印度横空出世，成为红茶出口第一大国。
印度、锡兰等英国殖民地的红茶逐渐成为世界红茶的主流。
欧洲红茶市场逐渐摆脱了对中国的依赖。
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
到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9%。
而当时，在世界上销售给西方人的茶叶中，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下降到了10%。
对此，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自己的茶叶机密是怎样泄漏出去的。
1792年，英国着名外交官马嘎尔尼在其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
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
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他所抱怨的是当时欧洲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大量输入欧洲，并迅速引起人们的尊崇。到17—18世纪时，欧洲又兴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在这一热潮中，中国的各种商品深受欧洲各阶层的追捧。
然而由于当时远洋贸易的局限，中国商品往往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
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各国便出现了一股仿造中国商品的热潮。
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罗马帝国。
当欧洲人第一次见到这种轻盈柔软、光彩夺目的织物时，立即视其为珍品，争相购买。
据记载，有一次恺撒曾穿着一件中国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结果在整个罗马都引起了巨大轰动。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人越来越崇尚丝绸。
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丝绸都是欧洲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之一。
直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每年的丝绸进口量最多竟达余匹。
为了保护国内贸易，制止大量财富流向中国的势头，欧洲各国很早就开始极力抢夺丝绸市场。
最初，他们先是通过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获取了中国的养蚕术。
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的丝绸，并不断发布禁止丝绸进口的法令。
到16世纪之前，意大利、法国已出现了一些着名的丝绸生产基地。
即便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的丝绸仍在欧洲市场拥有极强的竞争力。
由于“中国热”的影响，欧洲人更偏爱中国出产的丝绸。
比如17世纪时，欧洲的贵妇们都喜欢穿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装饰中国风格的图案。
尽管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仍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虽然欧洲当时生产的丝绸在质量上已与中国货不相上下。
但其产品上的图案如龙、凤、花鸟等都处处仿造中国，并且特意注明“中国制造”以保证销路。
为了更好地进行仿造，欧洲各国丝织厂的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欧洲产的丝绸都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
瓷器作为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产品，也同样曾被欧洲所仿造。
远在唐代时，中国瓷器就作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行销日本、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地。
17世纪时，中国瓷器已在欧洲占有广大的市场。
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被视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的宫廷里才能见到较多的瓷器。
贵族家庭也以摆设瓷器来附庸风雅，炫耀地位。随着“中国热”的流行，大量中国瓷器输入欧洲。
据估计，仅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就达到6000万件以上。
尽管有如此大量的中国瓷器输入欧洲，但其身价仍非常昂贵。
于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也为了抓住致富良机，欧洲各国开始争相仿造乃至伪造中国瓷器。
虽然在15世纪后，中国的一些制瓷技艺就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但他们的生产水准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模仿中国的痕迹非常明显。
为了进一步提高欧洲瓷器的竞争力，整个18世纪，欧洲都一直在苦苦寻求中国瓷器的制作秘诀。
1712年，一位名叫昂特雷科莱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瓷都景德镇传教。
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将景德镇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传回法国，从而使欧洲瓷器生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经过一番周折，法国终于在18世纪中叶，成功烧造出了真正的硬质瓷器。
随后，英国、瑞典、荷兰都在模仿中国制瓷技法方面获得成功。
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开始大量仿造中国瓷器的拳头产品如青花、德化瓷等。
青花瓷一直是中国出口欧洲瓷器的大宗，受到上流社会的高度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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