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皇帝连夜召集重臣开会，但是具体什么内容谁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出现了空前紧急的军国大事，所以第二天北京就脑补出一个结论鞑子又要打过来了。
几十年前也先围攻北京的那一幕还有老人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谣言四起，很多人急哄哄的离开京师，等天子得到报告时，已经是人心惶惶。
哭笑不得的弘治只得让人辟谣，他召集重臣开会是因为讨论对于『荡』倭营的封赏问题，绝没有鞑子入侵这回事。
知道内幕的大臣也进行安抚，老百姓见朝廷没『乱』，权贵们都没有跑路，也都将信将疑。这时候刚刚廷推入阁的李东阳建议这一次献俘仪式规模弄大一些，以安抚百姓。
天子点头同意，等到了弘治七年六月初，献俘仪式正式举行，明朝和它的前任朝代一样，将奏凯献俘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军礼。
与之前的汉族中央政权相比（特别是与宋代相比），明代的奏凯献俘礼不仅更为隆重宏大，而且献外族俘虏的次数也远侔前代。
而如何献俘有一套十分固定的礼仪，大概分为奏凯还师、献俘告庙、论功行赏。此时兵部已经『露』布天下，而主要将领也已经入京，所以这一次礼仪就是献俘告庙。
本来这一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员是张超，按照规定他应该作为大将在大庭广众之下献俘。但是张超以自己是文官为由坚决拒绝了，但是『荡』倭营游击陈豹并没有参与指挥，他也不好意思作为大将献俘。
最后根据张超提议，丁猛丁怀德两位丁千户作为大将来报捷，大明两个千户就消灭了数千倭寇，这说出去可以显示大明国力强盛。
张超穿越前见过九三胜利日阅兵，国庆阅兵，但是这个时代的献俘典礼却十分不同。献俘典礼更在于震慑叛『乱』，而不是炫耀武力。
献俘礼的地点是午门，从正面看，午门呈凹形。东、北、西三面相连的城台，高十二米，使门前形成了一个可容纳两万多人的方形广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曾在依门而设的临时舞台上，面对广场上如醉如痴的听众，引吭高歌。
门正面（北面）城台上，正中是重檐黄『色』琉璃瓦庑殿顶城楼，面阔九间。所谓“重檐”，就是从外面看，有上下重叠的双层房檐；“庑殿顶”，即房顶呈五条屋脊、四面斜坡状。城楼东、西两侧，分设钟楼和鼓楼。皇帝祭社稷坛时，鸣钟，祭太庙时击鼓，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时，钟鼓齐鸣。
仪式前一天，被俘的战俘，颈系白带，反剪双手，由兵部官员牵引，自长安右门人内，押至太庙、社稷坛祭祀，表示是祖宗的护佑和国家的福份。此举被称为“献俘”。
当日清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分列两厢，身穿朝服云集午门前，此时『荡』倭营将士挺胸叠肚自豪的押运着数百名日本俘虏，还有首级器械旗帜，运送到午门之前。
太阳初升，午门前广场上，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皇上驾临城楼，一声令下，先是两个人高喊“拿去！”回音未落，又有四个人齐呼“拿去！”接着，八个人、十六个人、三十二个人……直至三百二十人放声呐喊“拿去！”气势磅礴，声震苍穹。
在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中，数百名奇形怪状的倭寇，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广场上，瑟缩着跪倒在地。
身穿衮龙服的皇帝在鼓乐声起、三呼“万岁”声中，至午门城楼御位上降旨，对俘虏进行发落，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俘，众战俘叩头谢恩。此景称为“受俘”。
高高在上的大明弘治皇帝这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盛典，他居高临下看着广场下数万军民朝着他姓三拜九叩大礼，不由得豪气万丈，作为君王的快乐原来就在于此！
这一次对于倭寇的处理相当宽容，毕竟战争不是爆发在大明。所以几个岛津氏头目被饶恕，未来将作为乖宝宝遇有典礼就被拉出来亮相。而其他的倭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毕竟东番岛金矿缺人，这群倭寇可都是好劳力呀，要是杀了也太浪费了。
献俘完毕后，朝廷公开宣读了封赏。根据圣旨，『荡』倭营入京营序列，此时大明的十二团营就被改为十三团营。
按照制度，『荡』倭营当以侯爷掌军，但是被文官坚决拒绝了，这本来就是试行文官领军的部队，怎么能被勋贵控制，更何况未来『荡』倭营将承担的重大使命。
所以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掌军勋贵不设，以杨玉为都指挥，陈豹为副，内臣汪直、何文鼎为正副监军，升擢张超为右副佥都御史，正五品，兼任『荡』倭营都教化使，改工部都水郎中王琼为兵部郎中，兼任『荡』倭营副都教化使。
杨玉祖上是鞑官出身，成化弘治年间先后担任游击参将等职，屡立战功，资历很老，由他这个毫不相干的老将军来担任总兵，一方面朝廷放心，另一方面也想让杨玉来看看『荡』倭营的体制到底如何，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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