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过程中，加拿大人屡次使用诸如此类的言辞，试图获取突破：
“顾莫杰先生，我们希望您注意一点。在基础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任何成果，并不存在著作权、专利权等商业利益；谁都是可以对这些成果进行合理使用的。哪怕杰夫辛顿教授的论文不与你联署，那些论文依然没有任何侵权可能，可以顺利地得到发布！”
这番话原本不错，可惜被费雯丽轻而易举就破解了。费雯丽只需要一句话，就把对方打得哑口无言：
“那你们去发表好了，我们无所谓，还大老远跑来中国干嘛？发吧，‘法律界’会承认杰夫辛顿教授的一切成果都是他自己自创的。没有借鉴任何前人的成果。但是仅限于‘法律界’。”
桑德兰试图反驳，但是被班吉尔教授拦住了。
因为桑德兰接手这件事情还不久，他的律师属性一发作。谈事儿的时候就容易犯只看法律界层面得失的错误。
一个律师，有时候是会以“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的当事人有罪、但是我偏偏有本事让我的当事人在法律层面上无罪”为荣的。
就好像辛普森杀妻案。虽然他的律师团强大无比，花了几千万律师费把案子摆平了。但是辛普森后来因为家财散尽、付不清律师费的欠账，不得不写了一本书，叫做《ifido》（《如果是我杀的》）。来阐述“如果当年是我杀了我老婆，我应该是如何作案的”来炒作、来挑衅社会，博取眼球和书的销售额。
那本书出来之后，世人都认为辛普森真的杀妻了，可是当初给辛普森打官司的律师依然很得意。反以为荣：如果一个律师只能帮助无辜的人脱罪，算什么本事？不就应该做到，哪怕我的当事人有罪，我都能把他捞出来，这才显本事么？这才有无数人不顾昂贵的律师费来请我么？
桑德兰律师觉得，他的谈判，只要证明“法律层面上，杰夫辛顿教授没有任何瑕疵”，就够了。
可是班吉尔教授知道这远远不够。他的院长，要的是永垂不朽。
桑德兰来得太急。太仓促，还来不及搞清楚一切问题的根源。
这种情况，就好比完颜洪烈聘请了欧阳锋去取《武穆遗书》。可惜欧阳锋到了临安皇宫藏宝洞里一看，吓？《九阴真经》也在这里？然后就和郭靖黄蓉周伯通死磕起来，把《武穆遗书》抛诸脑后了。武痴的职业病发作起来，什么千秋万载，都不如天下第一来得有价值。他自然而然地，就用自己的价值观，套到了雇主的价值观上，想当然地认为“我觉得重要的东西，雇主肯定也觉得重要。”
辛普森法律上虽然脱罪了。可是在历史书上会一直被唾骂下去；他在公众认知中的名声，并不会因为法律上的胜利而改变。
爱迪生虽然打赢了特斯拉。获取了商业上的胜利，但是后世给特斯拉翻案的人依然犹如过江之鲫。哪怕仅仅在爱迪生引以为豪了一辈子的发明灯泡这件事情上。虽然专利权着实是归了爱迪生，可历史书作者们此后一百年里还不是反反复复地强调：在爱迪生之前，亨利戈培尔早就做出了炭化竹纤维作为灯丝的灯泡，只不过点亮寿命短得多，只有300小时……
费雯丽对对方的诉求洞若观火，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姿态，不动如山地回应着桑德兰的唇枪舌剑。桑德兰却有些跑偏，让另外两个加拿大人越听越是心凉。
他们来之前，前夜就已经给了100万美元的底价，而且今天谈判开始之后，这个价码很快开到了200万。
可惜费雯丽却一口报出了600万的要价——费雯丽给出这个要价，是按照杰夫辛顿“如果成功之后、可以从谷歌那里赚到的年薪的三倍”来报的，费雯丽认为这个金额在杰夫辛顿的承受范围之内。
双方的差价不停弥合着，那边愿意出到300万，已经是极限了。费雯丽这边却仅仅松口到500万。双方不停地交换着证据，试图进行最后的博弈。
顾莫杰的手机震动了一下，近来一条短信，是盛伟发来的，让他留意，一会儿可能会有电话。顾莫杰做好了心理准备，果然几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的美国号码打了进来。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应该是纽约大学的扬.莱卡教授打来的。”
班吉尔教授一下子跳起来了：“什么？扬莱卡？顾！你不能这样！那个扬基佬就是个小偷！”
“我没说要怎么样，我只是先接一个电话。”
班吉尔教授和严磊手脚冰凉，似乎看到了他们这一周多的努力都白费了，似乎看到了院长半辈子积攒的学术名声开始受损。
桑德兰犹然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因为他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只是一个律师。
可是班吉尔对扬莱卡的底细却再清楚不过了：那人是卷积神经网络研究领域中、杰夫辛顿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如果有机会跺着杰夫辛顿的肩膀上位的话，扬莱卡是绝对不会犹豫的。
纽约那些大财团，如果想让人工智能领域的划时代成果落在一所纽约州的大学，他们是多少钱都拿得出来的。多伦多系的科学家，或许真本事比那些扬基佬强不少，可是比钱的话，又怎么可能比得过……
真的要天塌了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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