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法文书店当然白搭，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李谕走进一家店面，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李谕瞄了一眼，我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你是杜尚？”
“你是李谕院士？”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杜尚说：“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是的，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仅和会上的政客，就连咖啡厅、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顿了顿，加了一句，“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于是问：“要是有人告诉你，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哪？”
杜尚说：“或许必须有政治，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断政治观念，正像判断艺术一样。”
李谕说：“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争吵不休。”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上帝哪？”李谕又问。
杜尚说：“上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
“我明白了，”李谕说，“你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只是压根不想关心上帝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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