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素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一是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多是就《易传》而立论。”（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
.事实上古今把《周易》与《易传》的称谓给混淆了，现今学者就是这么个认为，即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而《易传》才是哲学文章。现代一些学者，以今本《周易》之名称所论述的哲学思想，而恰恰是讲的阴阳太极那些东西，那本不是《周易》里的学说，而正是《易传》里的东西。以《传》释《周易》，混淆名称概念，使“易学”界打不完的笔墨官私。而没有真正从《周易》六十四篇文章里，阐述其哲学思想的着作出现。现代学者所讲《易传》里的哲学，不外是讲《系辞》文里的那些哲学命题，后封建时期所引述的《易》之文句多出自《系辞》文，从《系辞》文不见于先秦的典章书籍里所引述，反而被两汉时期所引述与重视来看，《系辞》一文产生时代应于秦汉之际，应是帝国时代的产物。从《系辞》文的内容性质来看与帝国的政治并不相悖，而且是相得益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无疑为帝国里的等级纲常秩序，以天道生成观铸就了一道思想意识领域上的万代长城，把臣民圈养与奴化于这“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文化意识里。不知不觉的奴化与接受“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自然法则，也铸就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信命的根源，也为不平等的罪恶专制制度类比寻找出万世不破的理论根据来。
可从无人质疑过，天为何是“尊”的，地又为何是“卑”的。由“天尊地卑”比附到社会里的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政治制度上。中国古代哲人从天地自然中为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寻找到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根据来，为帝王家天下而服务的思想理论。而西方的哲人们却从天地自然里为人类寻找到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自然法来，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系辞》里的占筮说法，以及神秘主义理念的建构，都与帝国政治需要分不开。传世的通行本《系辞》无疑在帛书系辞当时的文本上做过修定与编撰，才有了“大衍之数”，增添进去了筮卜方法的内容。把刚刚萌发出来对《周易》理性认识的种芽给遮蔽与埋葬。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理性声音再也听不到了。《系辞》却把八卦筮术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又假托孔子之曰来迷惑人心，说《易》有“占”的一面。从帛书《易传》的出土考证下葬时间及帛书《系辞》的内容篇幅来看，不能不认为是帝国时期的产物，也没有理由否定不是秦汉之际的产物。
《汉书·艺文志》里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汉书·儒林传》里说：“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着《易传》数篇。”
因秦帝国搞起钳制人文思想的政治运动，到是给今本《周易》及学术，带来了一次复兴繁荣发展的契机，也正是秦统治者认为《易》（即今本《周易》）为筮卜之事或《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易》书，故传授者不绝，才有了《汉书》里的那些说法中的多家《易》说，还有《易传》数篇，是否就是帛书《易传》里的那些内容呢？就不得而知了。但汉人传下来的“易学”来看，就是筮术易（即象数易或阴阳灾异说），筮术易说是秦汉帝国并不禁止的学问，才有了西汉孟氏的卦气学说和京氏的阴阳灾异“易传”学说。
《易传》里的《系辞》、《说卦》与西汉筮术易学说，并行不悖，都是亦巫亦理的学说，可见《系辞》是秦汉之际产生的。
《系辞》无论是战国末期（在上面说的秦汉之际，并不排除战国末期出现的帝制运动时期，战国末期秦、齐都曾一度称帝号，说《系辞》是帝国时代的产物，包括战国末期王权专制上升的那个时期）或是西汉初期，都没有本质区别，都不影响《系辞》文的内容性质。因为那一时段，即使战国末期时代早已完成了帝制理论。战国末期与秦始皇统治的短暂的十几年进入汉帝国，这一时段的政治思潮 没有本质区别，王权专制理论与实践都已成熟。这时期都需要“天尊地卑，贵贱位列”的等级秩序。更可况为等级秩序所需要而麻痹人民的筮卜（沟通窥视天命的工具）之学，秦帝国里并不禁止，汉帝国里也一样。并且这一学问得到升华，并得到皇帝的信任，才得以汉象数易学（筮术易学）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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