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将张政烺的此文中的说法摘录如下：
“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与探寻易卦起源地的问题”。（张政烺文集 论易丛稿 第23页 中华书局 2012年4月第一版 ）
张政烺的这篇《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文章，最早是在《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研究所谓的“数字卦”者，一般也就认为所谓“数字卦”（或称“易卦”符号）早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这种说法就是根据张政烺所根据青墩遗址出土鹿角上所刻的所谓“易卦”符号的说法。笔者首先见于这种说法的是王先胜的“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一文里的引用说法，现摘录如下：
“张政烺先生破译数字卦后，意味着《连山》易、《归藏》易的存在已具有某种可能，甚至“伏羲画卦”的传说也可能有某种真实性。但这种状况和局面显然是那些坚持八卦起源于商周龟卜的学者所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所以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想办法否定数字卦的存在和成立……由于崧泽文化中的六爻数字卦年代约在5500年前，历两千多年才到达晚商时候。论者既将大量的商周数字卦视为“痕迹”，则早于商周两三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再称为“筮卦痕迹”也不是很妥当。所以为了否定六十四卦在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为了否定六十四卦在商代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意味着八卦并非源于商周龟卜），为了消解数字卦的存在对那种仅凭传统观念和表面印象得来的认识的威胁，为了保护业已站不住脚的八卦起源数卜论、龟卜论，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郑万耕着《易学源流》8——9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版）。注意，“单个的数字符号”根本就不是数字卦了，八个数字而已，而且分刻于八件器物上！请对照张政烺先生的原文：“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以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王先胜的这篇文章在网上是很流行的，即网上很好查到。笔者是在“国学论坛”上看到这篇文章，并知王先胜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8月）
笔者看到这段话很纳闷？王先胜的这种表述似乎有点矛盾。若王先胜认为郑万耕是“为了保护业已站不住脚的八卦起源数卜论、龟卜论，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的话。可为何最后作出“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的这种结论。既然郑万耕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那么，郑万耕的“介绍”岂不是真实可信了吗？这不是与王先胜先说的“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的说法岂不是矛盾的吗？难道王先胜最后得出的“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这句话，是隐喻着郑万耕是故意的行为了，即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的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明明如张政烺所说的是易卦刻文八个，而你郑万耕是故意视而不见，却“篡改”其说法。即无论如何，但通过这段话却使笔者知道了还有人对张政烺引证所认为的最早“数字易卦”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可关系到“六十四画符号”产生上的断代问题。由此，也就使笔者重视张政烺所对青墩遗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说法的真实性。稍后笔者又在网上看到《周易八卦起源进化史》的贴文，此文里也有一段相同于“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一文里所引用的内容，现将此段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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