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笔者在网上搜索的应是“中方鼎”上的原初“铭文”及“刻符”：
(而“中方鼎“上的两个符号写法是:
“十八∧∧∧∧”和“八十∧∧∧∧”)
(图略)
通过李学勤先生对“中方鼎”的解释，使我们知道这方鼎是西周前期的东西了。那么，“中方鼎”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应是前后相差不太远时间里所产生的。即“齐家村H90卜骨”略早于“中方鼎”。我们已知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解释为“筮数”和“卜辞”，即认为是实占的结果。而这“中方鼎”上也同时出现了“刻符”和“刻辞”，按说岂不也是“筮数”，或被称为“数字卦”吗？和“卜辞”吗？可李先生却对“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并不再认为是“筮数”与“卜辞”，而认为对“封地一事”（即“中方鼎”上所记的事情）是通过揲蓍筮得出《周易》中“剥”、“比”两卦里的爻辞占问后的记录。李先生通过“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符”就能联想到今本《周易》里的两卦符号和爻辞，就认为这“中方鼎”上出现的“刻符”与“刻辞”是用《周易》卦术占问的结果记录。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和“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的说法如此的“飞跃”性，即一下从“数字卦”说，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说，让人确实不可思议。
在春秋时期(《左传》记)，史巫卜筮也曾用过“繇称”格式的《周易》进行。已知那时的称法，如“《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还如“以《周易》筮之，遇《观》之《否》曰”。这种称法是由春秋《周易》文本格式所决定的。今天人们只知今本《周易》文本，而不知有春秋《周易》文本。故用当今算卦上的“变卦”之说，用来解释《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里那种说法，认为那是“变卦”筮法，这种认为是错误的。故李学勤认为“中方鼎”的两个“符号”是个变卦筮卜过的刻记，这说法当然也是错误的。
从对两者器物上的“刻画符号”的组合与刻写形状来看，基本是一样的，本身两者产生的时间也不相上下，应是一样的“六联体”刻符，为什么对“卜骨”上的“刻符”，说成是“筮数”或“数字卦”，而对“中方鼎”上的“刻符”却变成了《周易》里的卦符号的说法呢？是否这称“数字卦”的东西，也可称为《周易》里的卦符号么？
对于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以及“中方鼎”上的“刻画符号”与“刻辞”（即铭文）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们将有论述。这里我们只是看这“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画符号”的组合方法与刻写形状，对比于所引用《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录的所谓“数字卦”，来分析出土于《周易》成书之前的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六联体”的“符号”，是数字组合而称“数字卦”呢(若是"数字卦"，就关系着已是一套算卦的工具，也关系着《周易》一书所传承时就知是一套算卦工具)？还是一套有两个（或两种）基础符号组合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符号（如同"甲子"符号那样，是早期人们的所用的一套记事符号工具）呢？
只因，单就对于《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所收录的出土在不同器物上的所谓“数字卦”的一些引用，还不足于说明这那些“六联体”的“刻符”，就是数字组合的“数字卦”。我们还要引用散见于其它报道上所发现以“六联体”的“刻符”，来综合分析这些“六联体”的“刻符”的初始形成就是“数字卦”用于卜筮呢？还是一套记事符号而已？那么，上面对于出现在青铜方鼎上的“刻符”，也是引用资料之一。
下面也是引用材料之一，即“陕西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上所刻写的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
(见下面图一，因无法上传，故略)
对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罐”，一般报道是“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我们认为应是西周中晚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刻符”。这十一个“刻画符号”皆是由“一”和“∧”这两个基础符号组合成“六联体”的符号。
对这一西周陶罐上出现的“刻符”，在对其研究上，一般解释为“数字卦”，还有解释为“六画卦”。也有研究者解释为《周易》里的卦符号。
这里我们所看到这属西周中晚期陶罐上十一个“刻画符号”的组合规则及刻写形状。
下面“图画”里出现的“六联体”刻符，也是引用资料之一，即“西周陶簋图画”上出现的五个“六联体”的“刻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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