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地方官府要是不认真经营而亏本，还不出钱给银行，那留存地方的税银就没了，必然会影响到地方官府自己，也就由不得他们不用心。皇家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金花银是宫里的一大经济来源，一旦没了，也是损失。
当然了，就只是这么做，还不足够。这种国企，在大明朝也还只是皇后这边主导的皇家纺织厂一家而已。至少地方上，还没有类似的经验，如果各地的国企为了利润，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欺压工人，恶性竞争同行，那也是不信的。
既然是国企，这国企的领导就可以有官府派官进行管理，同时受到地方都察院和厂卫的监督，以此来控制，国企成立的初衷，不会偏离方向。
这个事情，在崇祯皇帝的主导下，最终就这么定下了。
因为忠烈祠的事情，崇祯皇帝就先关注了经济上的事情。此时，一旦有了结果，他就又立刻关注起各省的防灾救灾情况。至少在他的印象中，明末小冰河时期的天灾，是要一直持续到满清康熙年间才慢慢地结束的。
果然，他只是一看，就发现有新到的奏章，有关江南那边大旱蝗灾的消息。
因为崇祯皇帝的重视，地方官府在一发现有大旱的迹象时，就立刻上报了。南京那边，主事的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立刻会商，按照崇祯皇帝定下的策略开始防灾救灾。
第一，集中民力，调遣卫所军队进行抗旱；第二，粮食管制，按口粮进行发放；第三，从其他各地立刻调集粮食之类物资支援苏州府等受灾地区。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第一次看到了，救灾物资中，就有从浙江、福建运过去的大量番薯。
番薯这个东西，在大明这边，最早就是在福建种植，并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当时的福建巡抚为之大喜，立刻全力推广，不过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却没有如愿。
而在这几年来，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亲自出面，大力推广，特别是把这番薯等经济作物的产出，作为地方官员评定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推广的难度就大大地降低了。自然而然的，福建、浙江这些原本就早已开始种植番薯的省份，产量要比别的省份，当然是要多多了。
看到番薯都开始出现在这救援物资的清单中，崇祯皇帝终于笑了，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番薯等物资会比原本历史要更早推广，为百姓所熟知，救更多百姓的性命，帮助他们渡过饥荒。
这一次的灾荒，在原本的历史上记载说，十五年春，太仓州大旱，斗米钱一百一十文，民有食子者。遗惠祠及隆福寺集饥民千余，日死无萁，税粮急，漕米许三分之一，改麦折价，每石一两五钱。冬米每石四两，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巷口抛弃小儿百十为群，或有人引去，或视其僵死者，尽弃之丛冢，或聚而焚之，或掘坑埋之，盖不胜数。幸不死者，剥榆树皮为饼，糠皮为粥，一望村落，树皮剥尽，是数十年没有过的饥荒。
有大旱，就往往有蝗灾的出现，
历史同样记载了，湖州府归安大旱，飞蝗蔽天而下，所集之处，禾苗与芦苇立尽，民削树皮木屑杂糠秕食之，或掘山中白泥为食，名曰观音粉。含山左侧地名良村，强徒数百啸聚作乱，幸亏不日被扑灭，可是，瘟疫继至，但官府不但不蠲免钱粮，反而严刑催科。而苏州府吴县米价贵至每石银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二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傍，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
这样的人间惨剧，在这个位面上，在崇祯皇帝大力地抗灾防灾国策之下，地方官府群策群力，在出现迹象的第一时间就行动了起来。等到灾情爆发的时候，百姓有救济粮度日，并没有引起大范围饿死等恶性事件，这让经历过以前灾荒的百姓，对官府、对朝廷、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可以说，每一次战胜天灾，就让官府、朝廷和崇祯皇帝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一分。那些地方官绅想要和以前一样，去影响百姓，去左右百姓，想要做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那是愈加地困难起来了。
从这次的灾情经过也可以知道，天灾不可怕，只要官府百姓齐心协力，共渡灾荒的话，必定能人定胜天！原本的明末，之所以天灾闹到无法收拾的局面，还是官府已经没有能力救灾的结果。
这次苏州地区的灾情救治，让崇祯皇帝很是满意，便下旨表彰相关人等。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也都有升迁。其中封孙传庭东阁大学士，也就是成为内阁辅臣，不过继续在南京担任他的吏部尚书这个本职。而卢九德，也封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样继续履行他的南京镇守太监的本职。
对于还在江南办差的张溥，崇祯皇帝也给他的奏章回复了，表彰了他知错能改，敢于断指明誓的勇气，并在邸报中公开，号召各地官员都要向张溥学习，用于认错，做一个奉公廉洁的名臣，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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