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所做的计划，总是容易被意外打破。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通常前者叫做机遇，后者叫灾难。有的当时却无法评价到底是好是坏，只能留待十年、二十年或更久以后才看得清。
对第戎的梅甘来说，自有记忆以来，没有哪一年比现在更艰难。
去年夏天就有不好的预兆：雨水比往年要少得多，收成也不甚理想。她看着离自家田地只有几步之遥的大片荒地，心中气闷。
去年初邻居费蒙在埋葬了父亲后最终决定放弃祖辈经营的农田生活，到城里去谋生了。他如今父母双亡，孑然一身，决定改变花不了多长时间。何况他少年时在教会学校里表现得还不错，会写一些字，听说在城里一家钟表店找到了打杂的工作。
领主的产业管家很想挽留，答应降低地租，但用处不大。费蒙在城里的收入要高得多。
梅甘立刻怂恿丈夫把那片空出来的田地一起租下来；但价格没谈拢。
“这么高的价格，不会有人能租下来的，”梅甘试图跟管家讲道理，“我听说了，国王有命令，三年以上没有利用的土地会被没收。你们应该降价。”
结果管家哈哈大笑：“相信我，只要象征性地往田里扔了些种子，再来检查的官员一些钱，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
梅甘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正因如此，看到好好的地被抛荒，家里的存粮却一天天减少，她便忍不住爆发连串脏话。
“家里快没吃的了，”她转而对丈夫训话，“你看看我们的儿子有多可怜！吉勒和马尔都到城里去情愿抗议了，你就不能跟他们去，好歹挣回点什么？”
“你懂什么，”丈夫大摇其头，“惹恼了市政厅，他们会派士兵来的。”
梅甘一见他那窝囊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人多，他们不敢打！你不去，那我去。”
“等等，这太危险了——”
“有什么危险的？你不知道吉勒的老婆也去了，还亲手抢了一带面粉！可不要小看我们这些主妇，谁让我们揭不开锅，我们就跟他们过不去！”
1776年2月底，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向国王报告：“近期围绕小麦或面包的争抢打闹事件变得多了起来；通常发生在平民和面包店之间。”
路易有些不解：“难道是因为店主短少了东西，或者卖了变质的食物吗？”
“事实上……是因为价格。现在巴黎的面包已经卖到20苏一条了。”
“20苏？”
“一个普通家庭一年收入在2000到3000苏左右。也就是如果这个价格持续下去，一年也只能买不到150条面包。”
路易瞪大双眼：“怎么会这么贵？不能让店主降价吗？”
“恐怕不行，陛下，小麦面粉价格也在高涨。”
“谷物价格不是杜尔阁和泰雷在控制吗？前年秋天不是还轰轰烈烈地搞了改革吗？他们在做什么？”
两人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想尽办法调集各地粮食。但正是存粮即将消耗见底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
入市税和市场税在路易的疑虑下，没有继续推进；虽然这两个税种是向商家征收的，但他们很自然地会将成本转嫁到买家头上。
一注意到出现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必须从国外输粮，垄断商人便趁机要价：他们希望政府提高烟酒专卖的份额，否则就不愿意继续输送粮食。
没有任何政策是没有瑕疵的，即便是经过精密设计的。
杜尔阁一方面痛恨谷物买卖的垄断状况——他认为，假如放开自由买卖，这些商人绝没有底气要价——另一方面，又庆幸没有完全放开管制，使政府仍保留有议价能力。
即便各种政策到位，还得考虑运输时间。就算再怎么交集，他们也没办法一夜之间把小麦从荷兰变到巴黎来。
沙特尔公爵也很忙碌。
他在共济会结识了一位举止优雅、谈吐不俗的绅士；除了皮肤太过苍白，又喜欢穿黑色斗篷，以致于在夜里说不定会认成吸血鬼之外，他的样貌还算端正。此人一开始用的是假名——在共济会这不算反常，许多人对加入秘密结社仍然心有疑虑。不过随着两人的友谊深入，对方逐渐坦诚了自己的身份。
“弗朗索瓦·亨利，蒙莫郎西-卢森堡公爵的私生子”。也难怪他不愿意多提。
不过，以卢森堡公爵的权势，要给拐弯抹角地给他弄一个小爵位也是迟早的事；所以沙特尔公爵仍以上层礼节对待。对方消息灵通，米莱狄遇刺的时候，也是他先提供这个消息——当时巴黎人都还不知道——沙特尔在舆论上便占了一次先手。这么一份人情在，他更没有拒绝往来的道理。
“巴黎的情况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听说第戎一条面包已经卖30苏了。”弗朗索瓦议论道，“闹得相当严重。一开始针对面包店，后来基本上是去砸抢磨坊主和大佃户。他们中有一些人罪有应得，故意囤积粮食，不肯按时上市。听说一天至少有三、五起抢劫，都是聚集起来的饥饿民众所为。可以称得上是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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