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杨承应在这天设宴，本来是犒赏群臣，却变成战略会议。
通过一顿宴席，让薛国观等旧臣难受死了。
他们发现杨承应和李自成是一路货色，手段更多样。
但是，他们如果工作怠慢，下场会很惨。
薛国观一干人等在心中盼望着，盼望明军来解救他们。
上天回应了这份盼望，在八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紫禁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要了解这段故事，就得从崇祯驾崩说起。
崇祯自缢后，魏照乘徒步难逃至南京，向留守南京的大臣们禀报了崇祯驾崩的消息。
南京震动。
同时，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从卫辉逃到淮安。
论血缘，朱由崧最近。论“贤明”，朱常淓最佳。
为什么不选其他皇室呢？
原因很简单，福王和潞王是血缘距离崇祯最近，只不过福王比潞王血缘更近。
另外，杨承应的信送到了南京。
原来杨承应在取得山海关之战胜利后，就派人乘海船南下，送信给南京。
他在信中一再表示，自己是听闻君父蒙难，率军入京勤王。
并且表示，会想办法找到崇祯三皇儿，如果找不到，诚恳邀请潞王入京，尊为皇帝。
在南京的大明臣子都一脸鄙视。
不是，你杨承应当我们是傻子吗？谁家忠臣坐视君父自缢才挥师入关啊！
其实杨承应并不是真的认为自己能糊弄他们，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表明态度，不让他们和李自成合流。
还顺便防一手，南边迎立潞王以外的新君，就有理由不认。
打发走杨承应的使者，史可法认真考虑由谁继位新君。
他本意是想拥立福王继位，名正言顺。
史可法正思考的时候，仆人进来禀报，钱谦益在府外求见。
钱谦益虽遭牵连而削籍归乡，却是东林党领袖，地位举足轻重。
史可法一面让下人安排好茶水，一面亲自把钱谦益迎进正堂。
钱谦益道：“国事危如累卵，史公却稳坐书斋，莫非是真的信了杨承应的邪说，送潞王北上。”
“杨承应信中说的话，我自然不信。”史可法反问道，“钱公忽然到敝府，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说着，钱谦益把身子往前挪挪，小声道：“杨承应在信中胡说八道，但有一句话是对的，那就是潞王是贤主，而福王难堪大用。”
“依你的意思，是想拥立潞王为新君！”
“当今之世，如果没有有能力的君王拨乱反正，扭转乾坤，怎么与李自成、杨承应斗。史公，请你三思啊。”
史可法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了钱谦益的话，竟觉得有道理。
有个屁的道理。
古代最讲究基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潞王是穆宗孙子，只属于朱棣一系。
而福王是万历亲弟弟的儿子，与天启、崇祯同一个辈。
福王着实不咋地，立他能堵上各方的嘴。
那么钱谦益横插一杠用意是什么呢？
哎嘿，钱谦益属于居心不良，犯了党争的老毛病。
东林党人当年靠什么起家？争国本啊！
争谁？
争光宗继位，反对福王朱常洵继位。
现在朱由崧继位，那么东林党人的人设岂不就没了。
他们还担心福王继位后，打击报复他们这些嘴炮。
于是，众人一合计，派钱谦益出面，说服史可法改立潞王。
除钱谦益，还有吕大器、高弘图、张慎言、姜日广轮流上阵，史可法动摇了。
一是，福王的确有国本之争的遗留问题；二是，不论是已死的朱常洵还是朱由崧都是败家子。
然而南京还有很多略有远见的臣子，他们纷纷游说史可法，说无论福王有多大问题，就一个亲疏远近的问题就能把皇位坐稳。
九江有尤世禄，这家伙已经完全没有忠诚可言。
万一提找机会拥立王爷怎么办？
史可法又动摇了。
左右摇摆之后，史可法悟出一个道理：
“这帮文人是没用的，当下最重要的是稳定各路总兵，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新立的君主才是最稳固的。”
接着就是找谁出来拥立新君？
尤世禄，不行！
已经是树大根深，别招惹为好。
江北四大总兵，一个是山东总兵杨御蕃，虽是名将之后，近些年也在北方为非作歹。
二是统帅京营的孙应元，不是一个善茬。
三是高杰，排除。
四是刘亮佐，嗯……算了，那是个废柴。
思来想去，史可法觉得和这些总兵说不上一句话，还是和文臣谈得来。
史可法一拍大腿，就他了！
这人是谁呢？这人正是凤阳提督马士英。
“马公，福王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不足以继承帝位。”
史可法说道：“若是立潞王，则顺了钱谦益等人的心愿，也正中北方杨承应的奸计，借亲疏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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