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阵缓缓向前移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将面前一个个叛军方阵碾碎，所过之处敌军丢盔弃甲无数。
吕遗见兵败如山倒，心知大势已去，抱着必死的决心带着忠于自己的亲信们迎着汉军的兵锋冲上前去，这份最后的一腔孤勇也没能翻起什么浪花，很快便如片叶沉水般被汉军的人潮淹没。
伴随着吕遗死于乱军之中，这场一边倒的战斗终于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理由，叛军们一改之前强硬的态度，成片地向汉军投降。
见此情况，阎宇立刻传令三军，允许接受叛军的投降，制止士兵们杀戮降卒的情况。
由于吕遗在开战前纠集了全部可用的战力，一战而败之后反倒省去了汉军后续四处进剿的工夫。那些曾经被吕遗许以重诺的南蛮夷帅们见势不好纷纷向汉军投降乞命。
除去出身吕氏一族的私兵坚持追随吕遗战斗到最后一刻全部殉身，其余的叛军大多选择了降服。
阎宇也不愿意杀伤过多让永昌郡元气大伤，除了追随吕遗的几名元凶首恶不赦，对余众皆采取宽柔政策。
在此基础下，永昌郡各地也传檄而定，投降的叛军被遣散回到各自家乡，在亲友同族之间奔走相告，诉说王师不可战胜又宽宏大量。
阎宇和姜远进入不韦县，见到了吕氏一族的家长——年逾七十岁的老者吕祯。
吕祯此前因反对吕遗叛乱而被囚禁，如今汉军入城叛军倒台，他也随即得到释放，依靠自身的名望开始协助汉军在不韦县进行善后工作。
阎宇对吕氏一族进行了清算，根据检举和查证，所有在吕遗叛乱期间积极对其提供帮助的吕氏族人皆被收捕下狱，留下来的忠于汉室的吕氏族人则被阎宇以庲降都督的权力破格提拔为不韦县的官吏。
至十二月，永昌郡的叛乱基本平定，郡内的十余名南蛮夷帅首领被阎宇请来不韦县，名为设宴相邀，实则炫耀武力和对其进行恫吓威胁。
这些南蛮夷帅之中有不少人之前响应过吕遗的号召，此次前来不韦县赴宴时心中都多有忐忑。阎宇对这些人先是安抚许诺，等到众人心情放松之后再态度强硬地抛出狠话，表达蜀汉朝廷对叛乱绝不姑息的立场。随后他邀请众人一同观看汉军的演武。
演武的军队分别选自无当飞军和阎宇部下的精锐，两边各三百人，在校场上当着南蛮夷帅的面表演了军阵行进、阵列变化和长枪突击、弓弩齐射等项目。震天的喊杀声令曾经在战场上面对过汉军攻势的夷帅们心有戚戚，纷纷向阎宇臣服，发誓不复再反。
至此，由于前任庲降都督张表病倒而趁机作乱的叛逆势力被彻底扫除，蜀汉重新在云南和永昌两郡恢复了统治，新受命的官员也将在年后赴任。
阎宇于十二月率军班师还朝，原属于南中驻军的部队被留在庲降都督府，其余临时征召的部队则各自遣还驻地。
姜远带着狼池、孟牁、阿纳雅和庞宪四名部将跟随阎宇还师成都，以平叛功臣的身份接受刘禅的接见和封赏。
在成都朝堂上，姜远发现姜维和夏侯霸等北伐军的主将也赫然在列，这才明白原来大军已经从陇西撤退。
这一次北伐所得的狄道城、临洮和河关三地最终由于汉军的撤退而被魏军收复，只有加固后的曲山山城仍握在汉军手中，由傅佥率领一支三千人的偏师驻守，作为阴平郡北部的前哨阵地。
先前丢弃襄武仓皇逃走的雍州刺史王经，在汉军退却之后奉司马昭之命率领驻扎在长安的五万魏军精锐西进收复了失地。
王经不过是夺回了已经被汉军放弃且迁空百姓和物资的狄道城，这一轻而易举的行动竟然被司马昭当作是大胜上报给了洛阳。
司马师代替魏主下诏褒奖了王经，并把那五万大军填入兵员残缺的雍州军团，全部划入王经麾下指挥。曾经在襄武对抗姜维坚守有功的陈泰，此时却被召回了洛阳，接受前期作战不利致使丧失失地的问责。
姜远此时随阎宇南征归来，回到成都才得知曹魏内部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变故。
两个月前，司马师取得了郭太后的支持，以魏主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女色、废弃讲学、弃辱儒士等一系列罗织的罪名为由，将其废除。
曹芳被废为齐王，搬出洛阳。随后，朝廷在郭太后的背后授意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新君。
曹髦即位时不满十五岁，但无论是入京拜见皇太后还是在加冕大典上面对百官，其言谈举止都合礼得体，表现出了远超同龄人心智的成熟与早慧。
这一切被手握权柄的司马家两兄弟看在眼里，都感到深切不安。
司马师本打算立彭城王曹据为君，此人虽是太祖曹操之子，但却能力平庸性情懦弱，正好做一个极其容易控制的傀儡君主。然而郭太后却顾虑彼此之间的辈分关系，坚持要改立高贵乡公曹髦。
郭太后作为废黜曹芳法统上的正义背书，司马师虽然不满但也难以拂逆其面子，又听闻曹髦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便以为凭自己的权势和能力足以将其随意拿捏，于是同意了郭太后的人选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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