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司马昭的使者前来王基府中，询问荆州三方势力对峙的情况。
由于始终未能就运兵南岸议事与陆抗达成协议，荆州的局势现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魏军主力屯驻汉水以北的襄阳，陆抗驻扎江陵城，以水师扼守江夏郡内的汉水与长江交汇处，阻止魏军向南郡派遣船只，姜维军则驻扎在上游的长江南岸。
此时若汉军要攻打江陵，则必须北渡长江。魏军要同姜维作战，同样需要经汉水进入长江再转头西进。
姜维和王基都对自身的水战实力没有太多自信，故而都没有采取主动进攻，手握精锐水师的陆抗夹在两方之间，始终保持着在长江和汉水水道的优势。
汉军正在加强对武陵郡的控制，并不是无事可做，所以姜维并不着急。眼下军粮充足，即便对峙到年底也可以接受。
陆抗虽有强大的水军，但陆战实力最弱，除了依托江陵城固守也没别的办法。
对他而言眼下最大的好消息莫过于江夏郡还能全力为他提供支持，尚未被蜀军占领的长沙、零陵和桂阳也往江陵输送了一些兵员及秋收的粮草。
既是杯水车薪，也是雪中送炭。
司马昭对王基在襄阳的表现虽有不满，却难以将其换掉，毕竟现在没有人比王基更清楚荆州的情况，而心腹人报告钟会最近的一些恃宠而骄的表现也让他不太放心。
荆州的平静持续到十月，被魏军率先打破。
先前从房陵撤退的陈泰在宛城重整旗鼓，毫无征兆地杀回了上庸，已经被逼到绝境的陆凯等人顺势放手一搏，在陈泰的接应下破围而去。
汉军拦阻伏击，虽获小胜，却没能将吴军的将领擒住，陆抗又及时派船只接应，将己方的残兵败将救回了江陵。
陈泰的这次出战极大地挽救了魏吴两军濒临破灭的联盟，司马昭虽然心中不喜欢这种损己利人之事，但仍授意曹奂下旨表彰陈泰的忠勇。
陆抗将五千余残兵接回江陵，大振江陵吴军士气。陆凯决定上表请求建业方面将陆抗正式升为荆州的统帅，张布和万彧两人也顺势请求回建业复命。
孙綝在建业扶立了同为孙权之子的琅琊王孙休为新君，孙綝的兄弟孙恩、孙据和孙干等皆封侯拜将，司掌建业禁军。
陆凯与张布、万彧回到建业朝觐新君，孙休问起荆州战事，孙綝为维护孙据，便将上庸战败之责推至陆凯身上。
孙休已经读过陆凯送回的表章，心知陆凯无罪，但虑及自己初临帝位根基不稳，暂时还不好违逆孙綝的意思，于是借自己登基大赦之由减免陆凯的罪过，只将其免官放回家中。顺便也按照陆凯上表所陈之意，将陆抗提拔为征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军事。
孙綝希望有人能够在荆州为自己的弟弟收拾残局，所以顺水推舟同意了孙休对陆抗的提拔。政变成功的他也有些飘飘然，没有太把孙休放在眼里。
建业风平浪静，吴国君臣们开始讨论如何解决蜀军犯境的问题。考虑到姜维已经占据宜都、西陵和武陵郡的大片土地，要蜀军主动放弃退出是不现实的，因此吴国朝廷的讨论倾向于如何平息战火止损。
上庸之战让他们元气大伤，国都建业这边的军队还要留着防备魏人从淮南进攻，不可能举倾国之力与姜维争夺荆南，有识之士皆认为眼下最好的办法是向成都求和以获取休养的时间。
吴国君臣多半认为，现在谈和至少可以保住荆南其余三郡和交州，失去的武陵郡虽是个大郡，但郡中本来就有极难管理的五溪蛮夷存在，在兵力不足的时下实属鸡肋。
不如趁着蜀军还没有完全占领，将武陵郡作为谈判中拱手让出的礼物以展现诚意，也算实现了对这块失地最大价值的利用。
当然，考虑到姜维此时占据较大优势，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孙綝给准备出使西蜀的使者下达了指示——己方可以做出的最大让步是让荆南回到当年两国开国君主湘水划界时的状态，即武陵、零陵两郡归蜀，长沙、桂阳两郡归吴。
东吴在讨论和谈可能性的同时，成都的季汉朝廷正在为交州之事分成两派争议。
陶璜派来的使者向刘禅献上了贡礼和称臣的降书，但要求维持交州的独立自治不受干涉，使交州以藩属国的形式臣服于季汉。
他向刘禅提出条件，要求汉军许诺不得侵犯交州疆界，且必须停止对吕兴的援助支持，作为交换他将最迟在十一月宣布交州脱离吴国的统辖，与孙氏断绝往来，以后每年按时向成都朝贡。
霍弋也向成都递上了奏表，他在文章中提到南中为了支持大将军的东征已经多次抽走了兵员和壮年劳力，军力对比交州的吴军处于弱势。如果庲降都督府独自与陶璜交战，虽然未必会失败但很可能会导致南中重新走向不稳定。
征兵和调粮以及为开通商路征发修建驿站道路的劳役令南中地区的民众承受了较重的负担，如果此时开战也许会加剧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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