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紧急回到帝都，并于落地后不久看到夏希羽于昨天发表的重磅文章时，我明白了（中科院的）院长叫我紧急回国的原因。
虽然全体领导班子的解散以及我在两个月后的赴任与我早些时候继续做研究的想法有些冲突，但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老林”不得不这么做的程度。【1】
从被误判的特别重大成果，到不间断的刺杀事件，再到国内大量科研单位的混乱……中科院必须作出解释，然后才有改变现状的机会。
希望我能有机会与夏希羽见面。
我对此唯一的意见是：我不确定用“周辉”这个化名前往希羽组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是否合适。
——周光召，1984.1.9】
1984年1月6日清晨，经过联席会议的全票通过，夏希羽直接用电话联系了《解放日报》和《科技日报》在浦江的记者，并请他们在1月8日之前发表自己经过沈涵曦、薛若琳和游佳烨共同完成小改的手稿。
夏希羽在自己撰写的《中国是否需要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写道——
“……目前，我国存在着一些样样俱全，万事不求人的‘综合研究所’、‘全能研究院’。但据我和方尖碑中心的同事们进行初步了解后得知：这些单位大多都不超过25人，甚至有至少十分之一的单位不到8个人。”
“上述数据是排除了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各个县、市、区的工作站之后得到的结果——这些地方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配套技术人员需要推广农业技术技术，因而以研究所或者研究室的形式存在了一批必要的、用于帮助本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活动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类似于消防站和派出所的必要基础设施。”
“我们首先对这些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但在研究所进一步发展之前，我们能对你们的帮助只能通过微羽集团。”
“至于剩下的单位，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只是一般不那么明显，但绝不应该无视……”
“变革已是世界潮流。变革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我国的国家及科研机构的产生也是上一轮变革的产物。进入新时代后，科研体系的变革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不会因为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改变。”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科技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明显落后的地区，它的科研院所的变革是受到它周围环境的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开放所引起的一种相互作用力来推动的——希羽组研究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影响，其他单位更不能。这种外来的推动通过不同的内因产生不同的结果。”
“变革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也办不到，无非是主动地开放还是被动地开放。从国内外的类似经验看来，像希羽组一样主动开放显然更有利。”
“第二，改革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包括把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把科技与教育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都是要解决好经济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第三，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资源的分配与计划经济不一样，市场经济里，基本上靠市场的供需关系通过竞争、择优来实现的。因此由某个部门、机构或重要人物确定中科院内的科研院所都是国家队，然后给予特别支持的时代不复存在了。”
“未来。用于科研的资金、人才等各种资源的来源将会从过去的计划分配模式逐渐转变为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进行分配，通过择优竞争进行分配。我们相信：现实中在各类商品方面实行的票证制度终有一天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取消，科研领域的‘票证制度’也一定如此。”
“第四，提高在基础研究中的竞争力，也是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搞应用开发的就搞开发，搞基础研究的就专心致志地搞研究，只有分工协作，集中精力才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考验而不被淘汰。”
“分工协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这一点从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就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只能出于工业化社会或工业社会的人道主义，制定一个让科研工作者从封建或半封建的科研秩序平稳过渡到工业社会的流程。”
“第五，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富有献身精神，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优秀科技人员，我国的所有人应当充分相信这个队伍，依靠他们中的大多数有意在新时代继续前行的人，把这些同志的作用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完成变革和转变……”【2】
“就整个中国来说，目前是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经济体系等一切都正在转变的一个时期。”
“当然，科学体制相应地也必须有些转变。我相信读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转变是必须的，因为科学体系本身，如果它始终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则中国科学院本身已经没有办法再发展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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