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漆器上刻有“大官”、“汤官”等字样，系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所藏之器；书写“上林”字样的，则是上林苑宫观所用之物。
据新莽时期的漆盘铭文，当时长乐宫中所用漆器，仅漆盘一种，即达数千件之多。贵族官僚家中亦崇尚使用漆器，往往在器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如“长沙王后家般”、“侯家”、“王氏牢”等，作为标记，以示珍重。
这些文字多用汉代的变隶书写，字迹自由流畅，部分夸张俏皮，也是一种非常具备欣赏性的书体。
以周至如今对毛笔的熟悉程度，就算是没有专门研习过隶书，也能用长锋描线笔，模拟出相似的字迹来。
所以这批黑金犀皮漆器，周至同样用金漆在器物的内底或者外底，仿造汉代漆器的落款方式，也落上了类似的“上林”“大官”之类的汉字古款。
说来也怪，几个汉字一点缀上去，器物一下就变得雅致起来。
作为大量使用汉字和汉字偏旁符号的岛国，自然也吃这一套。
而作为传统中国漆器的炫技之作，周至选择了可以代表汉代漆器工艺最高成就的“漆耳杯套盒”。
作为饮食器皿，漆器比青铜器更具优越性，故为汉代统治阶级所爱好，也在汉墓中多有出土。
但是一般的漆器都已腐朽，只有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和云梦大坟头地方出土的漆器，数量大，种类多，且保存完好。
其中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大，其中尤以一套内装七只耳杯的“漆耳杯套盒”最值得称道。
耳杯是古代用来盛酒或盛羹的器具，外形多为椭圆形，两侧附有双耳。其双耳颇似鸟之羽翼，故而古人又称之为“羽觞”。
耳杯呈椭圆形，是将一整块的木头，用刨、剜、凿等手法斫削出器形，再髹漆而成。
马王堆出土的这套耳杯一共是九件，包括有收纳耳杯的具杯盒，以及具杯盒的盖子，盒子和盖子都是大耳杯的形状，以字母口扣合，里边装着的七件小耳杯。
其中六件小耳杯是顺叠，最后一件小耳杯则可与其余六只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两耳断面呈三角形，恰好与六件顺叠杯严密相扣，形成一个整体的椭球柱型。
这种独特的设计，要求在比例和尺寸的设计上非常严谨。拆解开来的套装，具杯盒其实比小耳杯看上去大不了多少，但是却能够完美地装下七个小耳杯，结构非常紧凑。
考虑到这是纯手工斫削出来的杯子，就不得不让人赞叹了。
耳杯的装饰也极具特色，器内及盖内皆髹红漆，没有任何纹饰，显得非常干净，估计也是出于盛放食品的功用，使用者从心理上要求干净的缘故。
具杯盒及盒盖均髹黑褐色漆，再以红漆和黑漆绘制上楚地风格突出的云纹、漩涡纹和几何抽象的鸟纹等图案。底部光素无纹饰。上、下口沿均以红漆书“轪侯家”三字。
盒内小耳杯的两耳及口沿外部朱绘菱纹和绳纹组成几何图案，内部同样是红漆，不过在杯底以黑漆书有“君幸酒”三字。
这套耳杯盒容纳它们的杯具盒，造型能够如此简洁优美，缘于工匠们对于器物形式的曲直、对称、比例、尺度等因素的设计和把握准确到位，体现了他们高超的技艺和设计水平，还分映出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首先就是组合思想，大小套叠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合则为一，用则成多，蕴含着道家的思想。
其次就是追求实用，战国以来，人们对这些生活用器的设计特别用心，每种器形设计都臻于完善。耳杯闲置时置于耳杯盒中，这样既干净又节省空间，适用于居家收纳，组合起来又是户外野餐时非常便利的携带餐具，兼具居家旅行的双重功用。除此之外，其独特之处还有耳杯盒打开后其器和盖本身又是一件实用餐具，完整地体现了此套器物的实用性。
这就是道家的另外一个思想了，“因无成用”，器物的功用不在其实，而在其虚，套杯盒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就是具杯盒的椭圆形造型，是由其特殊功能和设计形式决定的，器型以柔和曲线线条为主，整体给人以质朴、醇厚、丰满的感觉。具杯盒整个内部的结构设计十分紧凑，稳定性好，与外部的容器形态浑然天成，完全没有一丝累赘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器载道”的哲学思想。
最后当然就是设计思想上的人性化，古人为生活便捷，将收纳分类意识完美地体现在器物的细节设计中，在较大容器内，紧密放置多件小容器，节省空间、携带方便，清洁卫生，不易遗落。
这就叫“以人为本”了。
当然了，单凭列索阿格的汉学水平，肯定是讲不出这么多的道道来的，因此周至特意为这套一比一完全仿造的“炫技漆耳杯套盒”，写了一篇“观后感”，将这些内容都写了进去，让列索阿格记住，要是有人问，就这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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