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山这么一说，张德彪像是立即又满血复活了似的，兴奋地原地起立了。
“对对对，你违法在先，这证据不算的，不算！”
顾老狗懒得理张德彪，倒是很是意外地看了赵仁山一眼，眼里透出了别样的兴致，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一个饱经世事的老叟看一个犟嘴的娃娃，又幼稚又好笑。
跟一个金牌大律师讲法律问题？
小朋友很勇啊。
忍不住笑了笑，顾老狗说道，“想不到赵总还懂法，倒是失敬了。不过既然懂法，那我考考你啊，司法解释里有没有跟你说刑法和民事法的区别？”
赵仁山脸色微微一僵，却是说不上来了。
他为什么是法务部的副部长，就是因为只管法务部的行政人事方面工作，至于专业方面他也不过是个半吊子，略懂一些罢了。
顾运见赵仁山语塞，便觉得失了些兴致，失望道，“行了，那我跟你普及下啊，民事方面不当取证的确会被视作无效证据，但是刑事方面，在我国只要证据充足，就不会出现西方那种类似辛普森杀妻案的情况，这就叫务实的法律体系，现在你懂了吗？”
90年代的老美辛普森杀妻案震惊全球，尽管当时辛普森杀妻事实清晰、证据充分，可以说人人都知道辛普森就是凶手，然而法院最终以警方在取证中有瑕疵而判辛普森无罪，从而成为那个世纪最具争议的判例之一。
这件事既可以说成西方司法体系的教条主义严重，也可以说成他们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在最大程度防止冤案发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本国几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程序正义是没错，但是明知道你是罪犯，就因为证据有点小瑕疵就不判你，法官不爽全国人民也不爽，所以就判你怎么了？
无法断言这两种体系谁优谁劣，只能说有得必有失，但关键在于，赵仁山想用非法取证来为他辩护，是没有胜率的。
张德彪一听顾运的解释，登时又紧张起来，满怀期待地看着赵仁山。
“老赵，你快说话啊，是不是这回事？”
赵仁山目瞪口呆地看着顾运，又愣了半晌，才说道，“你说可以就可以吗？”
顾运不由笑了笑起来，看着赵仁山，大笑。
那笑声里的讥讽、嘲弄，毫不掩饰。
“赵总还是不服啊？可以，那我再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赵仁山。
赵仁山一看，登时面如纸灰，不由瘫坐在了沙发上。
那是一张报案回执单。
报案的日期，正是对方往食物里下料的日期。
接案方是古镇派出所，经办人直接是所长——事实上为了保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所长一人，无非是让他把这个案件记录到系统里而已。
这么做的意义在于，可以把所有监听行为都说成是官方的刑侦行为，完全合法化，这样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诉讼的主张都能得到保障。
为了让所长保密，这个过程中顾运又找了老朋友夏英明，夏英明打招呼给市经侦队的王队长，就是上次帮顾运搜集几个高管贪腐证据的那位，王队长又亲自给所长打了招呼。
所以在官方几乎没有任何行动的情况下，即便张德彪和赵仁山在滨海也有些人脉关系，也丝毫觉察不到自己正按照顾运的圈套，一步步地往里走。
惹了一条老狗究竟有多可怕？
现在赵仁山和张德彪是知道了。
无论是法务部的副部长赵仁山，还是狂惯了的张德彪，两位好歹也都是在社会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的成年人，自然知道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一到三年的大牢是逃不掉的，要是运气不好，以前的事也连带被挖出来，再给他们定个“黑恶势力团伙”的头衔，那十年可就稳了。
此外，一旦此事传出去，长银资本必然声誉扫地，要是再被官媒口诛笔伐一下，那今后可就别想在资本圈好好混了。
为了资本之争而不惜投毒，这性质可不是做假账之类的能比的。
到时候老板会怎么对待他们这两个“得力干将”呢？
想想都不寒而栗。
张德彪已经冒了冷汗，赵仁山没张德彪那么彪，所以比他更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两腿已经微微打颤了。
顾老狗这会儿也不着急，人家摊上这么大的事儿，总得给他们点心理缓冲的过程不是？他顾老狗可是个心软的人，最是见不得这么可怜的场面了。
于是毫不客气地拿起了张德彪跟前的雪茄盒，从里面掏出一根雪茄，又拿起剪烟扣剪了口，再用点烟器点着，吸了口，然后呼地喷出去，那烟直奔张德彪的老脸而去。
顺便把腿搁茶几上，偶尔抖一下脚，别说还挺舒服。
老狗开始皮了。
为了搞这几个货，他连苏晓小心肝都暂时放一边了，不皮下怎么行？
沉默足足有七八分钟，赵仁山终于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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