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康尼丝的父母从案件结束后收到收到一张一千美元的银行本票，不记名不挂失，任何持有者可以随时去银行提现。
随着支票一起寄过来的还有一封信，信中表示，今后每月老两口都会收到一千美元，直到他们生命终结，信后并无落款。
两位老人对于这笔钱的处理意见非常一致，他们明确表示拒绝。
之后，康尼丝夫妇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明确而郑重通借助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处理方式，两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当着媒体的面将支票撕碎，发誓“哪怕今生贫困至死，也绝对不碰这钱。”
“我们要让有些人永远背负着罪恶感，直到他下地狱！”
“钱也许可以在合众国买到所谓的‘公正’，但当犹太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虔诚的跪在主的脚下请求接纳。”
“而某些人的金币会永远坠在他身上，将他死死的压在地狱最热的那个角落，烈火会把黄金融化，流进他那张灵活的嘴巴里，那根同样灵巧的舌头再怎么搅动也无法阻止，滚烫的黄金一滴一滴的填满他贪婪的胃口，永无止境！”
……
九月还没正式开学，但《耶鲁法学评论》的编辑部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为了和《哈佛法学评论》较劲，学生编辑们在工作是从来不敢怠慢，兢兢业业的维持着这本“学生”刊物的专业性与高水准。
九月第一期上，破天荒的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新任编辑（实际尚未到任）的二年级新生爱德华·杨。
这篇名为《正义女神为何蒙着双眼》的文章，与其说是正经法理学评论和探讨，倒不如说更偏向于抒情向的散文。
为此编辑部对是否发表此文存在分歧，可最终还是决定全文刊发一字不改，原因固然是因为爱德华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亲自操刀了这场官司，这是耶鲁的光荣；同时乔治·达菲先生之前的那封推荐信也起了很大作用。
“桑托到低是不是英雄？”
文章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随后作者表示自己也非常迷茫，相对于被人广泛同情的谢尔顿-固然他是制作炸弹的恐怖分子，但他身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人性闪光点，比如对宗教的虔诚-跑到教堂忏悔；对友谊的珍视-不愿意当庭指证同案犯。
这些亮点恰恰是米国文化与传统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而阿诺德法官则是被媒体和群众斥责为恶人，因为媒体偏好的缘故，他在法庭上最后那段话，并没有被广泛披露，即便是有些小报刊登了，也会惹来众怒，“那个恶棍法官分明是在消费死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合众国法律耻辱的标志”“俄国间谍混入司法界的象征”等等让人啼笑皆非的大帽子。
在民众的眼里，谢尔顿和阿诺德法官的口碑与身份是成反比的，这固然是爱德华发动舆论战争的战果之一，但也说了此刻的米帝社会极化严重，传统的秩序不再具备威严，反而成了嘲笑与解构的对象。
阿诺德法官的身份与表现正好嵌入其中，他就是怎么使劲也挣脱不得。
两人黑白分明。
而桑托的身份则模糊不清，很多人认为他是英雄，是城市的守护者，这通常是保守派的观点；而自由派群众则直斥其为败类恶棍，宪法的毁灭者。
他的口碑游走在米利坚男儿与合众国废物之间。
爱德华作为此案的深度参与者，也无法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笔锋一转，开始分析起这个案子来。
此案的最根本的矛盾点在于，法律问题和道德标准问题相互交错缠绕，以致于符合法律的做法相当缺德，而道德主义至上后，法律的公平性则有被践踏之嫌。
还牵涉到政府对犯罪的干预及预警的限度，并对最重大的罪行提起诉讼的权限产生影响。
事实上，这个案子应该成为一个极好的课堂分析材料，尤其是在讲述司法道德的时候。
“谢尔顿诉合众国案”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司法角度来说，不应该去单纯的区分好人还是坏人，那样是幼稚的行为。
同样也不能只以后果来评价过程，毕竟这不是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已经式微。
对谢尔顿这样的告密者角色应该从几个角度深入分析。
毋庸讳言，当下的米国人生活在一个不怎么完美的时代，政府需要靠告密才能勉力支撑起国家安全的时代。
这是事实，而认清事实并不是丢人的表现。
这个国度内密布着着各种各样的执法机关，不管是联邦的还是地区的，每个执法机关都在豢养告密者。
任何一个稍有影响的组织，甚至还有些半吊子团伙——都被政府的坐探渗透了。
线人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职业，如果不是因为名声太过难听的话，那么其招聘广告大概早就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很难估计现在合众国有多少线人在活动，在扮演的什么角色，以致于执法者对其都无法做到及时的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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