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刁民想害朕。
收复安南两年后，咸通九年（868），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重回大众视线：徐州银刀军。
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区散寇游勇，南下赴广西一带驻防，用于抵御南诏入侵。按照最初设想，此举既能解决徐州银刀军之内乱，又能解决南诏之外患。所以朝廷制书已经很直白了，要尽量招募以银刀军残余为主的匪盗。每满五百人就开团。
在应募南下协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今广西桂林）。现在，“安南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不断提出换防、返乡的要求，却一再遭到拒绝。于是，徐州兵以实际行动扞卫了他们骄横难制的口碑，发动了兵变。
按照惯例，边关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满换防。很多历史资料都粗线条地采纳了这个原因，说桂林徐卒三年期满而不得返，是其兵变的直接原因。
有的资料说他们已经被拖延了一期（实际是是拖延了一年），却仍被告知要继续执勤一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
前文已经特意强调过，虽有“三年一期”的惯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经明文表示：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说辞。“事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收复安南，还是别的战略目标？究竟怎样才算事宁？
然而无论是“三年超期说”，还是“事宁不遣说”，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变，说他们是“被逼”起义，实在太过于牵强，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
本书正是要拂去封尘，理出繁杂事件的背后真相，探究其内在的逻辑。不盲从敷衍，更不哗众取宠，还原历史本真。
戍卒兵变，固然有他们包藏祸心的元恶，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确有不妥之处，起到了激化作用。
朝廷在徐州地区募兵，主要征兵对象就是违法乱纪的匪盗，也就是令地方头痛不已的银刀军。同时，给徐州地方派来了新的领导——崔彦曾。
崔彦曾也是文官出身，同样是个铁面无私的鹰派人物。“通于法律，性严急”，朝廷委派他来，就是要以高压态势，狠治徐州。
崔彦曾“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于是在治军方面，更多的是交给三个心腹亲信去办理。这三个手下是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对朝廷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要对徐州兵狠毒，同时不能让朝廷背锅，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宽容仁慈的嘴脸出现在公众面前。
于是，三人肆无忌惮地欺负、盘剥徐州兵，以凶残贪暴闻名全军。
咸通九年，旧例三年代归的期限已满，且安南已经收复，南诏退兵，岭外的事也宁了，驻防桂林的徐州兵请求返回。这是合理请求，不算过分。
尹戡以军费紧张为由，傲慢地拒绝桂林戍卒返乡，“明年再说吧。”
官府的这种搪塞态度激怒了戍卒家属，他们飞书桂林。很快，戍卒也被激怒，“我们是来戍边的军人，不是被流放的犯人！”几年以来的压榨、屈辱，都化作无尽的愤怒。
可巧，七月，桂管观察使调任湖南，而接替他的官员还未到任。桂林戍卒暂时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于是，他们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发动兵变。
他们杀死了指挥官，推举了粮料判官庞勋作为头领，打开了军械库，私发武器装备，开启了他们的武装返乡之旅。史称“庞勋兵变”。
他们洗劫了湘潭、衡山两县，抓了一些壮丁，胁迫他们入伍，浩浩荡荡，武装擅归。
长安的意思是安抚为主，宣布赦免他们兵变擅归的一切罪状，准许了他们回家的请求，并由官府出路费。
作为回应，庞勋党徒也停止了剽掠，并向湖南方面上缴了全部的盔甲武器，以示自己绝无谋反之意。
事情正在往良好的一面发展。
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种良好的局面却陡转急下。
山南东道（今湖北、河南西南一带）节度使派兵控制了重要的关口，严禁庞勋部队的进入。
其本意只是防贼，是防御姿态而非进攻姿态。只因为庞勋的部队途径湖南时，一路劫掠，湖北执政官不愿对他们开放辖境，让他们绕道回家，也在情理之中。
偏偏不凑巧，庞勋他们刚刚上缴了全部盔甲武器，而这时候，沿路重要卡口却派重兵把守。庞勋的返乡团做贼心虚，脆弱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认为朝廷翻脸不认账。
很多足以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往往是由一件或若干件极不起眼的小事引发，或是巧合，或是误会，所谓的蝴蝶效应。
兵变，死罪；杀长官，死罪；擅归，更是死罪……庞勋党徒商量道，“我们今天的罪过远远超过当年的银刀军。银刀军都没有被赦免，我们又怎么可能被赦免？只不过是怕我们沿途抢劫，才骗我们的。等我们手无寸铁地回到家里，一定会被早就埋伏好的官兵剁成肉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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