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倒是有了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
前来送行的，有那么几个十分崇拜范仲淹的官员，他们都在街边站着，没有说话。让范仲淹感到欣慰的，是还有些百姓，也是自发的来到这北门旁边来，为自己送行。
要知道，范仲淹这次回来没多久，不过距离上次遭到贬斥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不认为自己在这城中还有什么为王，或者说，还有百姓会记住他。
但是，好官就是好官，范仲淹做出的贡献，可能不会被所有人记住。不过总是会有百姓记得他做过的事情的。所以，真正让范仲淹感动的，其实是现在站在街边，目送自己离开的百姓。
而在范仲淹身旁的韩琦倒是不理解，按理来说，此次范仲淹荣归故里，风光无限，所以这次出使，虽说昨天范仲淹
举办了送行的夜宴，但是今天这个出使，怎么也要有一半以上的官员来送行吧。他们这个出使时间也不耽误早朝，但是为什么来送行的官员这么少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在家没有起来么？
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不来送范仲淹，他们也知道范仲淹此行的目的还有可能会遭到的结果，从现在的情况看是凶多吉少。
为此，韩琦对这些昨天晚上参加宴会今天没来送行的人感到十分的气愤，不过范仲淹倒是十分的淡定，他坐在马上，不断的朝来给自己送行的这些官员还有百姓们挥着手，像是在跟他们告别。
与此同时，西门外，一个身材微胖，年龄看上去在三四十岁之间的男人正在进城。
一个时代的消亡，必将引来另一个时代的到来，历史发展，总是如此。
这个要进城的中年男人，他的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他从手中拿出一封信函，他实在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当朝相公晏殊会写一封信给自己，让自己来到汴梁来去到相府一聚。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地的小官罢了。而这个男人不知道，因为晏殊的这个举动，会让日后的大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男人，名叫王安石。
作为北宋发动变法的两个男人之一，王安石法动的变法，显然要比范仲淹维持的时间要长，影响更加深远。
他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而据清人蔡上翔转引《清江县古迹志》所言，因王安石之父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故“其子（王）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佑三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他，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
嘉佑三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佑八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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