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弗兰茨的改革之下官僚集团的队伍扩大的近五倍，但原本做一件事需要盖的三个章也变成了二十个。
过去两个小时能办完的事情，现在很可能要拖上一两月。塞佛先生为了继承他死于战乱的父亲的遗产已经等了8年。
直到塞佛先生为某位主管提供了150弗洛林的好处费，他的遗产文书才被认可。
当然奥地利帝国的监察机构还是很厉害的，所以除了给主管的钱以外上上下下的官员都要打点，一转眼上百弗洛林就花出去了。
奥地利帝国庞大的官僚队伍维持着惊人的低效，但官僚们为了显示出自己很努力的样子，他们都将公文堆得高高的。
然而官僚们并不想解决问题，他们只是想把公文堆高而已，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经常可以在办公桌上看到积压了数年的卷宗。
奥地利帝国的各个部门为了向他们勤劳的皇帝陛下致敬，要求所有官员都必须坚持两小时的奉献时间。
此外奥地利帝国部分官员的傲慢也极为骇人，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竭尽所能地为难别人。
在那些作家笔下奥地利帝国的官员对于民众的质疑往往是直接将其定性为妨碍公务，然后再扣上一顶英法间谍或者匈牙利叛徒的标签。
（以上灵感来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奥地利轻歌剧《弗朗茨的印章》
在普奥战争之前整个奥地利帝国社会上都充斥着一种对盖章的崇拜。
后来卡夫卡也专门写过他在官僚机构中像个机械一样不停盖章的经历。）
其实这些剧作家有些夸张了，奥地利帝国的官僚队伍经过弗兰茨的多次整顿效率已经远超历史同期各国。
不说其他此时奥地利帝国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已经比1845年时提高了一倍不止。
当然这只是指在地方上，如果放眼奥地利全国的话，那效率简直提升了十倍不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火车和电报拉近首都与地方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至于为什么五倍的人手只提升了一倍的效率？
行政效率的算法比较复杂，而且奥地利帝国此时与1845年时要处理的事情也不同。
总体来说问题更多也更复杂，还有就是反腐方面，奥地利帝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尤其是监察举报机制的存在，在奥地利帝国，特别是维也纳不太可能出现明目张胆收受贿赂的情况。
奥地利帝国本身实施的是多轨监察，甚至还有专门负责监察检查机构的部门。
再加上弗兰茨为民众举报铺平了门槛，那些贪官污吏们再想像历史上一样兴风作浪可不太容易。
而且弗兰茨自身对这趟浑水也有相当深的理解，他们想要瞒过弗兰茨也不是那么容易。
至于那些摆在办公桌上积压了几十年的公文更不可能，毕竟在弗兰茨的治下任何公文都有时限性。
除了防止文件积压以外，弗兰茨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只手遮天。
当然如果这个人能控制奥地利帝国的所有部门所有官员，那弗兰茨这一手也没什么用途。
但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弗兰茨这个皇帝也就没什么必要存在了。
话虽如此，但无论什么时代总少不了那些臭鱼烂虾，这种情况他只能具体排查。
唯一让弗兰茨有些疑惑的就是章越来越多的问题，他特意找来了内政大臣乔瓦尼·巴蒂斯塔伯爵。
乔瓦尼·巴蒂斯塔伯爵对此的回答是：
“这是亚历山大·巴赫在《大政府》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镇压那些分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而且这样做还能提高政府收益...”
其实帝国政府是不太可能自称专制主义或者专制体制的，他们一般会自称是家长式国家。
历史上亚历山大·巴赫的这番操作也被叫做新绝对主义，主要是为了应对奥地利帝国内部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危机和恶劣的经济状况（就是为了搞钱）。
不过此时的弗兰茨其实并不需要这些操作，并不是说奥地利帝国内部没有分裂问题，而是此时的危机已经远远弱于历史上的那个奥地利。
匈牙利人，以及那些匈牙利的支持者此时已经很难威胁到弗兰茨的统治。
之前英国人三番五次将科苏特搬出来，再加上奥地利帝国政府的公然钓鱼，那些所谓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早就被折腾惨了。
哪怕就是科苏特真的死而复生站在他们面前，此时他们都要掂量掂量是否还要跟着他再送一次。
实际上大多数匈牙利人对于所谓的匈牙利民族没什么感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再加上之前的连番血战和大饥荒，匈牙利人的热情早就被那些民族精英耗光了。
此时匈牙利人对于匈牙利民族和匈牙利国家的宏大叙事已经不感兴趣了。
在战争中他们只能被当成炮灰，而那些贵族却能逃之夭夭或者摇尾乞怜。
与奥地利帝国战争的90%以上的后果都是由匈牙利的普通民众承担，让年轻男人去送死，抢夺老弱妇孺的口粮，然后再用这些粮食控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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