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中军和光复前军，于二月初，在大洪山余脉，重新取得直接联系。
此时光复中军主力正屯兵于宜城之外，而高一功主力则在枣阳城东的白水河旁驻营。
两军对襄阳坚城，形成了钳形战略态势，步步压迫。
襄阳古城约始筑于西汉高帝六年，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
但凡中国历史上，进入南北对峙之时，襄阳都是南北政权最为重视的战略要地，于是乎，经过三国、南朝、唐宋，一直到万历年间的反复修缮加强。
此时的襄阳城，说是固若金汤，毫不为过。
全城周长超过十五里，全部由青砖条石砌成，墙矮者三丈，高者四丈，虽然比之南京城墙略有不如，但也比一般府县要强得多，相比于高度，其城墙厚度更加骇人，城墙内侧设有马道，可以走马，内宽在二十米以上。
而更麻烦的，倒不是城墙，而是襄阳护城河。
最宽处约250米，平均宽度180米，为亚洲最宽的护城河，比一般的中小河流都要宽、深。
而且襄阳并非是一座孤城，而是一整个防御体系。
所谓“襄樊之地”，襄阳和樊城向来是并称的，就是因为两城互为犄角，缺一不可。
而且襄阳周围水路密布，还能通过河运解决后勤补给问题，不怕长期围城。
当年南宋之时，蒙元兴兵二十万，前后围攻六年，方得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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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过率部抵达前线之时，中军和前军已经在赵印选和高一功指挥下，对宜城、枣阳发动猛攻。
这两处是襄阳的第一道门户。
李过抵达枣阳城外明军大营后，第一件事，就是检点数百精骑，跟着自己，绕过白水，带着望远镜，跑到距离襄阳二三十里外的高处，勘察敌情。
光复南京后，在军事上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明军重新获得了大量存档的官方府县地理资料，这对北伐有不小帮助。
毕竟军事指挥，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信息的掌握。
不过没有亲眼见过，还是不行，而李过仔细确认之后，心中却是更加沉重。
虽然明军是由南向北进攻，故而相较于当初蒙元由北向南攻取襄阳，难度稍稍降低了一些。
可所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繁琐复杂。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明军的兵力十分充足。
中军、前军各八个师，超过十七万人，这样的兵力放在任何一个战场，都是决定性的战略兵团，占了明军总兵力三分之一以上。
济尔哈朗都不需要能对明军造成多大伤亡，只要能够牵制住中路军，不让李过能够北上中原，与文安之会师，那就是力挽天倾的头等功劳。
所以才会这般龟缩城防，不轻易出城野战，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探查了数日，而后回营汇总，李过认为，攻取襄阳，其实关键不在城内，而是城外。
主要是南面的鹿门山，和北面的樊城，这两个要点必须拔出，否则纵是大军围城，对方也能通过此二地侧击腹背，让明军无法专心攻城。
故而枣阳方向的光复前军，在击破枣阳防线以后，却是不能直接参与围攻襄阳的战役，而是必须先拔出襄水北岸，隔河相望的樊城。
同样的，光复中军方面，也要先拿下南边的鹿门山。
这让襄阳守军更加游刃有余，可以层层布防阻击明军。
好在，承天府战役之后，明军新式重炮的威力得到了检验，对于攻坚克难，增添了一柄利器。
相比于东路战场上，胆大妄为的岳乐、图海等年轻将领，济尔哈朗明显要稳重得多。
他先是驱逐了襄阳城中大量妇孺，当然，其实这时候的襄阳城，也没多少人口了。
崇祯年间，军阀左良玉为了裹挟增添军力，用武力相挟，强迫襄阳全城百姓从军，无论老弱，以至于左良玉手中“兵力”一度高达八十万。
简单想想就知道，这八十万大军，其实和农民军那种裹挟饥民的飞蝗式部队差不多，甚至更糟糕，毕竟人家李自成、张献忠起码还会开仓放粮，而左良玉这种，完全是凭借武力威胁。
事实上，这八十万大军也大多成为了明末战争中的炮灰，直到左梦庚降清时，只剩下十多万了。
而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襄樊江汉之地，百姓十不存三，李过大军一路所经之地，明明是湖广地方难得的肥沃田土，却在春耕时节，抛荒严重，人烟稀少，让李过心中颇为沉重。
遗留下来的百姓，均是菜色瘦骨，即使人地矛盾在被物理清除以后，并不严重，但襄樊作为明清双方对峙最前线，几年以来，满清施行极其严苛的坚壁清野，还大量摊派，征发壮丁修缮城防堡寨，士民负担反而更重。
当初朱由榔一力坚持之下，让李过入阁成为宰相，对他个人而言，最大的影响倒不是权力变大了，而是视野更加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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