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选择像过去那样，从乡间一家一户的收购布匹，运到城里销售，而是干脆就在城镇边缘购置土地，建立作坊，雇佣工人，进行统一生产。
这一方面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官办工坊所采取的生产模式。在工部下辖的几个官办公司中，常常有技术熟练的工人，乃至于底层官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继续升迁的机会，干脆直接选择辞职，回到家乡，自己开办铁铺或者木工铺子等等。
一开始工部还十分警惕这种状况，但上报到内阁那边时，朱由榔亲自给予了批示，只要没有保密技术泄露，不应干预正常的市场活动。
而这些“下海创业者”，在自己经营的产业中，又不自觉的把官办工坊中的管理模式带到市场当中。
于是乎，沿海、沿江许多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效仿官办企业管理制度所建立的私人企业。
什么“松江通惠纺织公司”、“泉州远洋商贸公司”之类的，不仅是名字，连内部的管理，什么审计科、财务科等等，都像模像样。
这也是朱由榔坚持将行政中枢留在南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宜于产生规模工商业和近现代经济萌芽的地方，就是东南沿海。
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重工业基地”这种说法，北方的矿业资源优势短时间内，至少是朱由榔有生之年，都是看不到大规模开发运用的那一天。
所以，东南地区的这点火苗，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极大阵痛，和大量不可预计的风险。
毕竟在后世，我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实现经济转型的。
但在这个时代，大明所处的，却是“原发现代化国家”的位置，也就是原本历史上，英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先例可考的。
现在，这个火苗依然不够剧烈，甚至通过下面统计的一系列信息和数据，朱由榔还敏锐地发现。
自己灭亡清虏，收复北方，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环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发展......
原因很简单，明末天灾人祸，导致人口下滑严重，而朱由榔收复北方，限制兼并，大量移民，又进一步缩减土地矛盾。
于是乎，大家既然有田种，可以继续过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为什么要参与市场分工？为什么要消费商品，参与工业生产？
这就是大明想要现代化，不同于英国所面临的情况，因为英国太小了，它的主要市场在国外而非国内，而大明的主要市场，却是在国内......
这种尴尬态势，只有生产力的质变，才能真正打破。
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与生产力。
但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
朱由榔必须要时刻不离地盯着它，即使保护，也是控制。
因为走到这一步，他自己对于未来，都是比较迷惘的，起码过去，战争也好，政治人事也罢，都还能从前世历史记忆中的只言片语找到依照。
而现在，他却是真的只能自己下河摸着石子过路了。
就在这份五年规划当中，就有一个不大起眼的机构调整。
原翰林院正式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再参与行政工作，未来翰林院将会分为两个部分，格物院和策研院。
前者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后者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而且新的翰林院也逐渐消退了官僚性质，成为超然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科研机构，简单来说，翰林院的学者，就和行政部门分成两个系统了，只是人事上受内阁管辖而已。
原本就具有“半官方”背景的黄宗羲，被聘请为策研院学士。
朱由榔，这是觉得自己脑袋不够用，干脆开始培养本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科，来充当智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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