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钱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在园区街道的一个小饭馆里备了一桌酒菜，特地请林正志吃饭。
林正志说他自己不会喝酒，且两个人吃饭也不闹热，就带上了他厂里的小朱科长和几个班组长。
这些人平时会跟着林正志到熟人老板的实验室或车间串门溜达，我跟他们也照过几面，算混到个脸熟。
但一顿酒足菜饱之后，就成了好兄弟。
其中一个精瘦成猴子的班长，喷雾似的喷着口水冲我说：“小墨兄弟，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们直说。只要你一句话，兄弟们都会为你赴汤蹈火，两肋插刀。”
年纪大我们两轮以上的林正志很是照顾我，转着菜盘说：“小墨现在是个万元户，两肋插刀的事，好像不需要了。这两年苦瘦了不少，来，多吃肉补肉。”
“噗”一声，我刚喝进口的啤酒，直接喷到被转到我面前的红烧肉上。
我承认当时这一喷酒的表现极其没有素养，没有礼貌。但没办法，身体机能的自然反应超越了我脑神经的控制力。
只因我对“万元户”这个词，实在过敏。就像有些人对花粉过敏一样，一刺激就要打喷嚏，憋都憋不住。
与瘦成猴子的班长不一样，他是有一说话就漏口水的习惯，我却是偶尔的意外。
都什么年代了，还万元户？
要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最后一个“万元户”，与每个朝代的最后一个帝皇一样，在风雨飘摇中充当着最为落魄穷酸的“万户侯”。
据我老爸回忆，“万元户”这个光荣的历史称号，始用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终止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我们鹿城的发展状况，大概晚了两年、至93年前后就没有了。
根据每个城市发展起点的时间不同，这个曾经代表过一个时代的“万元户”，在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巨轮中，短短几年内，就销声匿迹。
据史料记载：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缓慢前进的尴尬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全会不仅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全会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万元户”们才得以在改革春风的滋润下，正式破土发芽，并很快地破茧成蝶。
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填饱肚子忙碌时，极少数农民通过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了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并成为那个时代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的代名词。
顾名思义，万元户是指存款或者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家庭民户。在改革初期的当年，自然是个相当了不得的人家。
好多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农民都非常的怀念\"万元户年代\"的幸福日子：
大米0.14元一斤，猪肉0.90元一斤，国粹白酒0.8元一瓶，棉布0.30元一丈，理发0.20元一次...
水电不要钱，土豆萝卜红薯也不要钱，大多种来喂猪的...
压岁钱0.1-0.2元一年，走亲访友送礼2元左右一次足够...
我至今记得自己在十岁光景的时候，我的堂伯墨贤就是村里最早成为“万元户”的人家。
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钟表、永久牌自行车和打开来全是雪花飘舞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都是他家最早引进我们村的。
堂伯告诉过我，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万元户”的经历。
堂伯经常下海捕来的野生小黄鱼，从上一年开始腌制，赶在次年春节前，从陶土瓷缸里挖出来，把咸鱼上的盐巴抖落干净。咸鱼拿去卖，抖落下来的每一粒盐巴，都要收集回瓷缸持续套用。
堂伯说，盐和大米，在当年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且定量供应的、防“走私”的贵重物资，不能浪费。
他和婶婶在严冬酷寒里，经常要三更半夜动身启程，徒步翻山越岭，用一根沉重的扁担，轮换着把两大箩筐的咸黄鱼挑到鹿城市里去卖，最好的价钱仅卖过一角五分钱一斤。
“呵呵，比大米还贵了一分钱呢！”堂伯和婶婶当时都乐得不行。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一万元，来之不易，花销也不易。不知道能买多少吃的用的，能办多少的人生大事。
令堂伯始料未及的是，短短几年时间，那些他曾以为已然“高价”的野生小黄鱼，会成为濒临灭绝的“小金条”。如今既是“天价”，也难得一见了。
就唠叨会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状况吧。
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每个学期的书本费，加加起来，总不过0.5元。报名费是二年级1.0元，三年级1.5元，四年级2.0元，五年级2.5元。
五年来都是循序渐进，5毛5毛的涨，从不胡乱跳跃。可到初中那年，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初一五十，初二一百，初三两百，到高中...唉，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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