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季北略》所载的崇祯二年(1629年)陕北地区大旱，到处皆是“父弃其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的景况。到了1641年，饥荒已蔓延至富庶之地的江南。
清人孙之騄根据明代灾异之事所编撰的《二申野录》记载，当时的杭州城大旱，进而造成饥荒，“富家亦半食粥，或兼煮蚕豆以充饥，贫者采榆屑木以食”。而农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上海大旱蝗，饿殍载道，有卖婆窃人子女至家杀之，以供饱啖，邻人闻所烹肉甚香，启锅视之，手足宛然”。
可见在小冰河期的影响下，明代农业生产环境最好的地区都难以幸免。灾害带来了大量饥饿的人群，李自成“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使他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二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气候的变化也是导致清军入关的一大因素。有学者曾对气候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纬度变化的关联性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存在着密切联系。这是因为气候寒冷时期不仅会影响到农作物，也会影响到牧草，这就迫使游牧民族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
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受气象灾害的影响，后金地区“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在这种情况下，南下掳掠农业区，夺取粮食，牧马田禾，是解决饥荒最直接的办法。
到了崇祯时期，满族军队更是几次大规模进入关内。 1636年，清军破长城，入掠内地，掳获人畜及其他大量物资。 1642年，清军再次入掠明朝内地。此次计掳掠人口36.9万，牲畜32.1万。与攻城略地不同，这些出击更多的是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
三是瘟疫横行。气候反常导致瘟疫大面积流行，李自成攻陷北京前那里已有大规模的瘟疫。据《明通鉴》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据《明季北略》记载，守卫北京城的明朝士兵大面积病倒，“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温疫论》在崇祯末年这种瘟疫横行的环境中如是说，相对于中原人，女真人所受的影响要小得多。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生活在高纬度的人，其身体素质要好于生活在低纬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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