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让肖剑锋亲自骑快马去佛台向县委汇报，请求上级批准古月区中队与磁窑、辛庄两个区中队联合作战，立即对新六师实施武力驱逐，即使不能将其全歼消灭，至少把这些害人虫赶出根据地，赶过黄河以南，为冀南、为集安县根据地的民众扫除一大祸害。杨毅还让林颖给磨盘山的纪逢春和鸡鸣山的徐远征拍电报，让他们来翠屏村讨论作战部署。
古月区委的建议明显与冀南特委和第八军分区的战略意图相悖，冀南特委和第八军分区驻地云山已经成了顺德日军21师团主攻的目标，反扫荡压力非常大，集安县委和县大队都得到了侧击扫荡云山的日军，支援军分区独立团反扫荡的作战命令，这时候安抚石友信的新六师还来不及，古月区竟然还提出主动打击新六师，这不是给军分区反扫荡战略添乱吗？
先不说那三个区根本没有与新六师较量的能力，就是有这个能力，这个时候惹毛了石友三，六十九军公开降日，与日军联合攻击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武装，冀南的局势立时就会糜烂，八路军总部和冀南军区不是不想解决六十九军，只是现在太不是时候，只有取得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之后，八路军129师才能腾出手清除石友三这股顽军脓疮。因此，集安县委书记断然否定了古月区委的作战方案，并严肃批评了肖剑锋不能识大体顾大局目光短浅的错误，要求他一定要忍辱负重，对新六师继续执行忍让政策。
肖剑锋怏怏回转，向在杨毅家讨论作战部署的众人传达了县委的指示，杨毅对县委和军分区的指示却不以为然，六十九军投靠日本人已经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他们跟日军早已达成了互不侵犯、军事互助支援的协议，现在就差公开宣告易帜换装了，这支部队已经不再是抗日的国民革命军，而是彻头彻尾的日本人的爪牙走狗，现在不趁着他们的靠山日本鬼子顾不上他们的时候消灭他们，等鬼子完成了进山扫荡任务回转跟他们联手围剿抗日民主武装时就太危险了。
杨毅虽然已经是党员，但却没怎么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培训，对组织原则、上级命令还没有不打折扣坚决执行的意识和自觉性，基本上还是自以为是就放手去做的习性，更多时候是在行动时跟孙玉明、徐远征、纪逢春、林颖、贾舒文、肖剑锋等他尊敬的几位老师兄长姐姐商议一番，而孙、徐、纪、林等人从不会对杨毅的战略意图表示不同意见，所做的都是考虑如何更好的去实现完成杨毅的战略意图，在战术层面为杨毅出谋划策，平时只有贾舒文从政治和组织层面对杨毅进行引导约束。不过在对敌战斗方面贾舒文知道杨毅是打仗奇才，自己远远不如，所以在战役筹划和战术指导时她很聪明的选择力挺杨毅，对杨毅布置的任务都是不打折扣的去完成。
在杨毅家，大家对县委的指示感到犹疑不决，杨毅则果断拍板：“六十九军已经叛国投敌，这是事实，虽然现在还没公开向共产党八路军大举进攻，但对驻地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和人民群众已经伸出屠刀，犯下了累累罪行，这次鬼子大扫荡，集安的鬼子放心大胆的倾巢而出，不怕我们袭击他们的老窝，就是因为新六师充当着集安县城的防护堡垒，新六师不但不打日军，还对我们支援主力部队反扫荡构成威胁，大家想想吧，不管我们是袭击扫荡日军的侧翼还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攻击县城，迫使扫荡的日军回援县城，都会面临新六师在我们背后的袭击，会使我们遭受巨大伤亡损失，到那时我们虽然在道义上占了理，但实际损失已经造成，牺牲的干部战士不能重新活过来，对主力部队反扫荡没有起到任何支援作用，最终还是不能完成上级的战略意图和交给我们的任务，现在打新六师时机好，胜面大，那就应该打，打败甚至重创新六师，不但对古月区和集安县的百姓有利，也是对八路军对县委和军分区反扫荡的有利支持，六十九军受到重创，就没能力组织对佛台和云山的攻击，相反，日军和六十九军有互助协议，六十九军被打，日军有支援六十九军的责任和义务，要救六十九军就要从扫荡佛台云山的部队中分兵，甚至还要从进攻山西八路军总部的部队中分兵，这样我们也就等于支援了县委和军分区的反扫荡，我们打六十九军打的越狠，对县委、军分区和八路军总部的支援就越大，所以这一仗非打不可。”
肖剑锋眉头皱成了一团：“可要是日本鬼子不管新六师的死活，不分兵不撤军，而石友三、石友信找到借口公然反叛，去攻打佛台和云山，我们的责任就太大了，这个责任我们承受不起。”
贾舒文也面色凝重的说：“是啊，小毅，要是县委没有明确指示，我们打了新六师，还可以说是自卫反击行为，现在县委指示说的明明白白，让我们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得与新六师开战，而我们违抗上级指示，真要是六十九军借口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攻击宣布投降日军，然后通电说他们是被逼叛国，我们就得背上破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罪名，即使他们不公然归降日军，只是向重庆或一战区长官部告状，重庆再向延安我党中央施压，我们就犯大错误了，我和肖书记受处分也就算了，可还会连累磁窑和辛庄两个区委，不可不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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