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所说的北亚和中亚文化互动区大体在我们提到的奥克瑟斯或妫水文明（影响区域西至里海东岸，东到吐鲁番地区）一带交错，而北亚和东亚文化互动区（应即“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的交错地带则在他所谓“高地龙山社会”的北方边界线上，地理上从阿尔泰地区一直延伸到渤海湾北岸。这样，北亚文化互动区也就同时扮演了中亚文化互动区和东亚文化互动区之间连接桥梁的角色，“高地龙山社会”因此得以吸纳三大文化互动区的符号、技术与文化传统，为中国“三代”王权传统的成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符号准备。李旻认为，理解在“三代”核心区域西方的“高地龙山社会”的新技术与新物质文化组合是理解“三代”王权传统的关键。作为东亚文化互动区的一部分，“高地龙山社会”对出自东部地区的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进行综合运用，融汇出后来“三代”玉器传统的前奏，河西走廊的龙山玉器与祁连山玉矿的开发正是“高地龙山社会”创造性利用低地玉器传统的体现。
李旻说，他的分析框架是“对龙山时代研究和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传统框架相当可观的一种扩展”。不过，从三星堆文明的角度看，这种以商文明为焦点对亚欧大陆文化互动格局的认识，可能还不足以用来作为“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还不够彻底和全面，至少无法直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李旻注意到，三星堆青铜器中没有用作炊具的三足鼎和三足鬲，显现出与龙山传统的某种区别，可见成都平原是“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在这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与中原的‘三代’共同进化（co-evolved）”。他认为三星堆与中原的“三代”传统共享高地龙山社会遗产，前者应该被看作后者的“政治同侪”（peer polity）。站在中原地区“三代”传统的立场上，自然可以宽泛地接受这种对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的定位，但白马非马，仅仅解释“三代”传统不等于完成了追溯中华文明渊源的任务。因为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目标的早期中国，其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都不局限于“三代”以降的中原。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真正具有一般意义的，能够解释中华文明深层逻辑的分析框架。在我们看来，青铜时代亚欧大陆主要青铜文明的分布格局，其实已经提示出一种既可以用来解释商文明也可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的分析框架，需要的只是我们根据考古发现自行绘制文明地图，并以动态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分布格局。从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亚欧大陆公元前两千纪的主要青铜文明和考古学意义上重要的青铜文化，包括这个时期已经联通一气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后哈拉帕时代的印度次大陆（特别是今古吉拉特邦沿海一带）、中亚的奥克瑟斯文明和北亚草原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更早一些的辛塔什塔文化），无一例外都分布在主要由地理与气候条件限定的文化与人群交通线附近。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所在的黑龙江流域经贝加尔湖，一直到近代被划入欧洲的乌克兰草原和匈牙利草原，自古以来就是被称作欧亚草原带的文化与人群交通线。公元前两千纪无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还是蒙古高原、乌拉尔山一带的文化留存，都在这条亚欧大动脉之上或左近。而所谓的奥克瑟斯文明，正处在所谓的“内亚山地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附近，这条穿越山地季节性游牧区域的山地走廊，至少在青铜时代已经承担起联通文明的任务。
正是在这里，我国着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我们看来，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文明史意义。大体上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童先生注意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这一带状区域中众多的人群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童先生同时指出，沿着这一带状区域从东北到西南行进的话，海拔高度大体从1000米递增至3000米，与纬度的高低形成反向互补关系，结果便是该带状地区内的太阳年辐射量、年平均温度、农作物生长期、年降雨量、湿润程度、植被特征等自然条件都十分相近。这种相近的自然条件之外，童先生还提到促使这个带状区域成为文明大动脉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当青铜时代的北方或西南边陲在生业经济上与相邻农业人群形成共生关系的人群需要迁徙时，由于无法迁入农业人群占据的农耕地区，这条自然环境相近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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