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高校中的第三起铊投毒案，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陈震阳并不清楚。他本来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刚好朱令的检测找上门来，单位就让他把后续研究做完，延长了几个月才正式退休。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时候，李树森再来找他求助，陈震阳觉得完全是因为朱令案的关系，虽然他退休了，还是被当成“铊方面的专家”。但是2007年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徐州校区，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树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而是徐州市公安局。本刊记者寻访到了徐州警方的办案人员，他们与李树森的态度完全不同，对案件情况尽可能做了详细回忆，唯一的要求只是匿名。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2007年6月1日，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的3名学生出现不适症状就诊，其中一名学生被家长接回石家庄诊治，6月10日在北京确诊为铊中毒，当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报警，介入调查。
从三起案件的反应速度比较，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因为投毒者自首了。其次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受害者在出现异常第10天得到确诊，当天晚上就报了案。最令人扼腕的只有清华的朱令案，“1995年5月5日”这个报案时间，距离朱令确诊铊中毒时隔一周；距离朱令1995年3月3日身体突然不适、3月9日到协和就诊，时隔两个月；距离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现相应症状到同仁医院就诊，时隔近5个月
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母亲在为其梳理头发，父亲在准备早餐
陈震阳记得很清楚，李树森第一次来找他的时候，“问了很多问题”。“他想了解铊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毒的途径有哪些?要提取什么样的物证来化验?是饭碗、水杯还是别的?时间过了这么久，还能不能从物证上检测出来?”借助这些问题，可以尝试着来反推当年警察的办案思路：既然确诊是铊中毒，那么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才能确定是自杀、意外还投毒；要找出中毒方式，就必须了解铊的特性，铊是什么？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人体？不同的途径如何通过物证来验证？
铊是什么很容易回答，这是一种1861年发现的金属元素，符号是TI，英文名是Thallium。常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属于高毒类物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电子、军工、航天、化工、冶金、通讯、医学等领域，在工业上主要用于制造光电管、合金、低温温度计、颜料、染料、焰火等等。铊也广泛存在于铁、铝、铜、锌等矿石中，会在开采与冶炼过程中释放出来。
铊中毒的途径要复杂许多，陈震阳记得，他当时很详细给李树森做了介绍，铊中毒一般有三种可能：“第一是通过呼吸系统，在高温或者密闭环境下吸入中毒;第二是通过体表接触，被皮肤吸收中毒;第三是通过消化系统，直接摄入中毒。”可是朱令具体是怎么中毒的，陈震阳并不能通过标本检测给李树森唯一笃定的答案，他只能用排除法形成一个推论，首先排除吸入中毒，“因为朱令不具备这样的中毒环境”;然后排除体表接触，“很早以前西方曾经把铊用在脱毛剂里，发现副作用之后迅速停止，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这样的产品”。陈震阳记得李树森提出了一个假设，“他问我，如果雪花膏里含有铊，会不会通过涂抹导致中毒?”陈震阳给的答案是“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朱令的样本检测里，铊含量的浓度太高了，铊是可以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每天排出一部分的，朱令已经中毒那么久，还经过了几次换血，体内的铊浓度还那么高，不太可能是体表摄入”。因此，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条中毒路径，就是通过消化道直接摄入，“是吃进去的”。
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李树森再次找到陈震阳的时候，没有再问过这些抽丝剥茧的问题，投毒者王晓龙自首，清晰详细交代了整个投毒过程。王晓龙的一审辩护律师马朗宁差不多都快忘了这个案子，他根据相关材料，才慢慢回想起来，告诉本刊记者：“庭审的时候，王晓龙对投毒过程的供述很详细。”按照王晓龙的庭审供述，他对小江和小陆两名同班同学的投毒过程并不一样，他的报复目标是小江，动机是复杂的同学感情，针对他一共投毒三次，分别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亚铊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里。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时候，王晓龙为了观察铊盐的毒性，在自己的宿舍里找了一名实验对象小陆，因为小陆有每天冲奶粉的习惯，他的奶粉刚好也放在桌上，王晓龙就把更大剂量的硫酸亚铊粉末放到了这袋大约只剩1/4的奶粉里。经过警方的封存取证，在小江的水杯，检测到了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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