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案子毕竟是例外，到了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警方的调查其实面临着和朱令案一样的迷雾。参与办案的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从石家庄得到铊中毒的消息之后，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只是需要寻找到毒源来确认案件的性质。现在还能在我的笔记本上找到当时确定的思路：寻找毒源，了解铊的性质，抢救药是普鲁士蓝，找化学专家、农业专家等，物证检验。”50名侦查人员兵分三路，一组赴北京、石家庄了解中毒者病情，并让他们回忆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谁;一组现场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组把提取物连夜送到南京检测机构送检。“这个案子是在学校发生，比较敏感，我们接到消息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6月10日晚上了，那一夜我们都没有睡。当天晚上马上封存了学校食堂，把当天的饭菜、调料、碗筷、桌椅等300多样物品做了样本提取，连夜送到南京做检查，检测出结果随时通知指挥部。”
“这些样本中并没有检查出有毒物质，我们很快把重点转移到宿舍，对宿舍同一楼层的其他同学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样本，对于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学，要求学校安排其他宿舍，保护受害人宿舍的原状。”“你不知道毒源在什么地方，房间里面的东西非常多，水壶、饭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样本提取，对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样，这个阶段宿舍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动的，要做备检，因为样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够，还要再继续提取。”“当时和宿舍的同学谈话配合我们检查，让他们把抽屉柜子打开就不允许他们再继续动了，可以站在旁边看，但是不能拿走。”“我们是分片分段地提取，墙面上、地板上的附着物也要做提取，因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么地方也会提供线索，是投毒还是污染等等，我们要考虑案件的性质。”“我们取证就几种方法，一个是抖，抖到物证袋里;还有一种是潮湿纱布擦拭，干的放在纸袋子里，湿的放在小器皿里，如果是作案当天取证，手上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也可以检测出来。”
“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宿舍的摆设，外面一圈儿是床，中间是书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面，男同学不是太讲究，杯子、饭盒也不是太干净。”——凡事皆有利弊，这种“不讲究”反倒替这桩投毒案固定了证据——“中毒最严重的一个同学的杯子里还有剩余的水，正是在这里检测到了铊，浓度比较高。”这是一个转折点，有了这个发现，徐州警方“才可以确认中国矿业大学案件的性质，这就是一起投毒案”。
在北大的案子里，王晓龙并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发觉小江的发病征兆，5月17日主动打车送小江去医院，在出租车上甚至主动承认是自己投毒报复，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希望获得原谅。小江也原谅了他，最初只跟医生说是自己误服铊盐，医生不相信，王晓龙情急之下，才说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晓龙没有这样复杂的情绪，如果他只是个冷血的凶手，在小江和小陆像朱令那样出现怪病征兆的时候，以他化学高才生的资质，有足够的时间去毁灭证据。就在5月17日决定打车送小江就诊之前，王晓龙先去了一趟实验室，已经从容地藏匿了铊盐、称重的天平和碾钵。
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丝剥茧的推论并不能让李树森看到太多光亮，当他向陈震阳请教，应该到朱令的生活环境中提取什么样的物证、现在物证上还能否检测出来残留毒物的时候，陈震阳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我跟他说，铊极易溶于水，无色无味，时间过了这么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证可能已经很难了。下过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几次，就干干净净了，就像你冲一杯糖水，多洗几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虑朱令被耽误的那些治疗时间，从1995年4月29日确诊，到5月5日报案，这中间已经隔了一个“五一”节，清华大学并没有像中国矿业大学那样，第一时间封存宿舍的相关物证。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朱令的家人相信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没有任何钱财丢失，除了朱令的装洗漱用品的小篮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窃物品清单，可是，我们无法从李树森那里得到关于此事更细致的印证。不管失窃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来只能让他们排除朱令是自杀和误服铊盐的两种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只有投毒。从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发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发病，毒到底下在哪里？依旧是个谜。
追踪：毒物来源
铊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高校里的三起铊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亚铊，中国矿业大学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铊，只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辞是语焉不详的“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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