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能从朱令的检测样本里查出铊含量，但是，我不能从检测结果来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质到底是铊的哪种化合物。”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也只是让我检测是不是铊中毒，没有提到要更具体地检测是哪种铊盐。理论上是可以检测的，铊是阳离子，那么就从阴离子来判断它是什么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还是其他阴离子。可是人体内本身也含有这些阴离子，还是很难判定。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来也没做过这种检测，1988年以后再不做跟铊有关的实验了，我以前曾经带过一个学生，他也只做了两年就不做了，出国了。”
显然，警方不能从陈震阳那里得到铊盐具体形态的答案，此后若干年里，警方依旧使用“铊盐”的说法，这只能说明，在朱令案里投毒方式的排查失败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质，就更谈不上检测出导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体是什么、来自哪里。警方能够确认的只有两点：第一，清华的实验室里有硝酸铊，清华老师童爱军的课题组在试验中需要用到硝酸铊;第二，童爱军课题组里有7个学生，5个研究生，2个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孙维刚好跟朱令在同一个宿舍。
在朱令案里一筹莫展的李树森，两年后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这一次很幸运，他和同事们不用大海捞针般寻找毒物来源，王晓龙不仅供述投毒用硫酸亚铊来自北大化学系的实验室，还带着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来的铊盐、称重天平和碾钵。即便王晓龙如此配合，警方的办案还是遇到了阻碍，因为除了口供，他们无法确定王晓龙具体的投毒量——这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和朱令案一样，陈震阳只能给警方一个铊盐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过铊含量的检测来反推下毒的量。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因为铊盐在身体内是每天都会代谢的，数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代谢情况也不同。”律师马朗宁回想起来，在律师会见和庭审的时候，“王晓龙都说他被警察刑讯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给他吃饭，要他承认一次投了超过致死量的铊盐，这些材料庭审笔录里都有的”。
每个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国矿业大学的案子是另外一条破案路径，他们通过排查和技术手段，确定了毒物的来源和数量。办案警察回忆：“我们当时考虑了作案动机，因为不论是杀人还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年龄都不大，和同学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只有一个人是之前和他们关系不错，后来疏远了，我们开始对这个人询问、测谎，后来在他的计算机找到了购买铊的记录，顺着线索找到人证、物证。”“购买记录是很重要的线索，我们找到了他购买铊盐的网页、电话，和卖家讨价还价的记录，一看到这个证据，我们就高兴死了。”“我们找到了卖铊的‘上线’，他也交代了和徐州这边的联系，购买的数量、寄出和收货的地点，作案工具，这些都能和口供对得上。”从1997年6月10日接到报案，到6月12日锁定嫌疑人，徐州警方只用了两天时间。
回到朱令案，情况实在扑朔。根据朱令家人的说法，清华有铊盐的事实，并不是清华主动承认的，而是警方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清华才不得不承认的。因为清华大学方面拒绝接受采访，我们无法证实他们当年的态度，不过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回应倒是证实了他们的调查：“专案组依据朱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关于警察的走访，贝志诚的记忆里只有一个细节，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学，后来考上了北大，因为北大要军训一整年，所以大学时比在清华就读的朱令要低一级。他最早通过互联网为朱令的病情诊断向国际求助，2006年孙维的自辩声明又引发了他的质疑，开始在网上激烈论战，把自己牢牢绑在朱令事件里。
“我只跟警察接触过一次。”贝志诚很笃定地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我宿舍里有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在清华，这个女孩传回来了一种说法，说朱令铊中毒，是因为她父亲在走私铊，我很生气，觉得必须把谣言的源头找出来，造这个谣的人也许就是凶手。我打电话跟朱令的父母说了这个事情，过了几天，有一位警察来找我，我只记得他姓李，他态度很好，说自己以前也在燕园派出所工作过，还夸我们北大的学生好样的，然后问谣言的事情，我就把哥们儿的女朋友说出去了。后来我问我那哥们儿，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没有，我的哥们儿很生气，说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态度很不好。后来，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虽然这谣言的源头最后并没有找到，但贝志诚提供的细节倒是可以证明一点，当年警方专案组的调查，连这样细微的线索也没有放过，只是依旧没能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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