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的同志点头附和：“我们已经草拟了《涉港司法协助流程规范》，明确了‘中央统筹、特区执行’的原则，下午就能发给英方。”
轮到美国商会的申请时，顾从卿翻到“建议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电信业务”一条，眉头微蹙：“电信涉及国家安全，必须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让商务部把相关条款摘出来，附上内地同类企业的审批案例，给商会发过去——告诉他们，一视同仁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散会时已近黄昏，他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香江特区政府外事局的电话拦住。“顾主任，新加坡想在香江设立‘文化交流中心’，但他们的章程里提到‘享有部分外交豁免权’，这……”
“让他们修改章程，”顾从卿语气干脆，“文化机构不是外交使团，不能享有豁免权。可以参照北京、上海的外国文化中心模式，由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监管，我们会协调文旅部提供支持，但规矩不能破。”
他顿了顿，补充道，“明天让特区的同事把修改后的章程发过来，我让法律组再把把关。”
回到办公室，台灯下的《香港外事工作手册》又添了几页批注。他想起上周去香港调研时，在维多利亚港看到的景象：挂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的船只来来往往，外国邮轮的甲板上，游客举着相机拍摄“中国香港”的标识。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所有的繁琐与争执，都有了最实在的意义。
深夜，王秘书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欧盟驻港办事处提交了“参与香港教育合作项目”的申请，其中涉及教材编写指导。顾从卿逐字看完，在“教材内容需经特区教育局审核”旁画了着重号，又提笔补了一句：“任何合作不得涉及国家主权教育，历史、地理等学科教材，必须符合国家统一标准。”
窗外的月光透过百叶窗，在文件上投下细碎的光影。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想起父亲那枚刻着“1949”的怀表——当年父亲参与接管北平的外事事务，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今自己接手香港的外事衔接，面对的是复杂的国际环境，两代人虽时代不同，却做着同一件事：让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在每一个涉外细节里落地生根。
第二天一早，他在协调会上拍板：“从下周开始，每月召开一次香港外事工作视频例会，特区政府、中联办、中央各部委派专人参会，有问题当场议、当场定。”他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香港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出来，“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它的外事工作，必须在国家的框架里，走得稳、走得正。”
八月的北京，一场关于香港与东盟国家经贸洽谈会的筹备会正进行到关键处。顾从卿面前的投影幕布上，清晰地列着洽谈会的议程草案，其中“争议条款”一栏被标了醒目的红框。
“关于‘原产地认证’的表述，东盟方坚持沿用旧称，”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的代表指着草案解释，“他们觉得‘香港制造’的标签沿用了几十年，突然改成‘中国香港制造’，怕影响市场认可度。”
顾从卿拿起笔，在“中国香港”四个字下重重画了道线：“不是突然改，是回归后必须改。让宣传组准备一份《香港回归后名称规范说明》，附上《基本法》中关于‘中国香港’作为地区名称的条款，明天就发给东盟各国代表团。告诉他们，‘中国香港’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正式名称，这不是协商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
他顿了顿，语气稍缓：“当然，我们可以提供便利——让特区政府的知识产权署制作一批‘中国香港制造’的标准标签样本，免费提供给参会企业参考。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让对方感受到合作的诚意。”
散会后，香港特区政府外事局的视频连线恰好接入。屏幕上，局长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顾主任，我们收到了三十多个国家的贺电，祝贺香港回归满月，但其中有五份提到‘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时，表述不够严谨，没有注明‘在中央政府授权下’。”
顾从卿看着文件扫描件，指尖在“独立”二字上点了点：“回复时，在感谢的同时，务必补全表述。可以这样说：‘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授权下实行单独的关税政策’。让法律组把这句话的中英双语版本发给你们，以后涉及类似表述，都按这个标准来。”
挂了视频，他翻开案头的《香港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指南》，这是团队熬了三个通宵整理出来的，详细列明了香港以“中国香港”名义参与国际组织的流程、权限和注意事项。他在“世界贸易组织”条目旁批注：“每次参会，需提前向中央政府报备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表决，必须与中央立场保持一致。”
下午，英国外交部的代表团到访，为首的是负责亚太事务的次官。寒暄过后，对方递过一份清单：“顾主任，这是我们整理的英国在港侨民清单，希望未来能与特区政府建立更紧密的侨民保护机制，就像过去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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