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过后上班的第一天，清晨的阳光宛如一层轻柔的薄纱，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悄然洒在桌上，肆意地勾勒出斑驳的光影，仿佛在诉说着新一天的故事。
我刚刚坐下，还未来得及悠然地抿上一口那刚泡好、还冒着腾腾热气的香茶，享受这片刻的宁静，桌上的电话便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那急促而尖锐的铃声犹如催命符一般，瞬间打破了这份宁静。
我匆忙地伸手接起电话，听筒里即刻传来了县供电局办公室主任惠玉兰那熟悉且带着几分亲切温馨的声音：“甄大县长，省城的小饶让您节后上班到她那里去一下，有要事相告。”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使得我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与好奇瞬间如汹涌的潮水般涌上心头。
我急切地问道：“能稍微透露点信息吗？”
惠玉兰那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透过听筒传来：“你们的秘密我怎么可能知道，人家专程来看您，您却避而不见，大概是要您负荆请罪吧！我是随口瞎讲的，您别紧张。”
她的这番话不仅未能消除我的疑惑，反而像一阵风，吹得我心中那团疑惑的火焰愈发旺盛，让我的心中愈发如同塞进了一团乱麻，无论如何都理不出个头绪。
我深知惠玉兰和小饶在学生时代便是情同姐妹的亲密好友，毕业后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及深厚的情谊。
她们的友谊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彼此的生活。而我，与小饶也有着一段特殊的同窗情谊，虽然多年未见，但那些曾经的回忆却时常在心底泛起涟漪。
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些遥远的学生时代。
那时候的我们天真无邪，两小无猜。班里的男生和女孩们总是充满了活力，经常在一起嬉笑打闹。
我和同桌的女生，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女孩，更是有着不少有趣的故事。
她经常在课后和我“干仗”，但我们之间的小打小闹从来没有人报告老师。
她知道我是班长，报告老师的话，她总是会被批评、罚站，所以她选择在上课时报复我。
她会偷偷弄一个小大头针，在我不注意时扎我的膀子，而我又不敢大声叫，只好忍着，等下课再找她算账。
下课以后我刚打她一下，就会被前面新来的小女孩抓住手说：“你是班长还打人，我们马上报告老师。”
我听她这样一说就害怕起来，心想，这个小孩不好惹，她要真报告老师是很麻烦的，只好就算了。
这个小女孩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得意。同桌的女孩从此以后，经常和她联合起来，在背地里“欺负”我。
所谓的“欺负”我，无非是打打闹闹，或将我的书本藏起来，或将我的铅笔尖搞断，或把我的书从书包里全倒出来，以后将书包藏起来等等。这些小恶作剧，我知道都是新来的小孩想出来的。
后来时间长了，我就主动要求调换座位。离她们远一点，老师问为什么，我不敢说真话，我说有时不太能看清黑板上的字，结果老师将我调到了新来的女生前面一个座位，我只好自认倒霉。
当然，不长时间，我便知道，这个女孩叫饶韦玉，我们都叫她小饶。
不知为什么，我却暗地喜欢她，但又唯恐被人发现，便更加严密地把想法包藏在心里。
她的皮肤洁白娇嫩，圆圆的小脸，额上有一少许弯曲的刘海儿，那弯月一样的猫鼻子百里挑一，说话时，睁着一双铜铃样的大眼睛，使你见了以后会把她印在脑子里。
尤其是她扎在脑后一把短发看上去非常清秀。她衣着讲究，总是全班最靓丽的一个。
从我知道她的名字以后，我总回避她那双铜铃般的眼睛，然而心里总是喜欢着她。
那时候所谓的喜欢，无非是乡下从未见过这么清秀、靓丽可爱的小孩，心灵是非常纯净的。
她坐在我后排以后，经常要我帮她做数学作业，我每次都很乐意地接受。
她的铅笔盒盖反面可以抄一个课程表，但她不会搞，我将我书后硬纸撕下来帮她画了一个课程表，她非常开心。
她有时上课会在后面做小动作。有一次在我后面用圆珠笔画了个小人在衣服上，下课时，她和几个小孩子总是看着我笑，我什么也不知道，她们也不说，直到换衣服我才发现。
后来我偷偷在她的书包上画了一个大团脸娃娃，说就是她，她看了以后，气了好几天不理我。
她家住在河口街西一华里，我住在小甄庄，在街东一华里，每天上学都相向而行，放学背道而驰。
有一次她告诉我有一个叫钱恩来的男生，经常在放学路上拦着她们几个女生，不让她们过桥，有时拦在桥上让她们绕一里多路，害得她们回家迟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在上学路上看到钱恩来躲不及就被耽误迟到。
我找到钱恩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吓唬她们了。这件事对她影响很深。以至30多年后，她还当着笑话谈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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