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来得突然，我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赵勇跟你说的？”
“他没明说，但有一次喝多了，漏了嘴。”邢一彬说，“他说，‘老板做的事，我都记着呢，万一哪天出了事，我也有个保命的东西。’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他说的应该就是那个本子。”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门开了，李建国站在外面，手里还拿着那杯没喝完的豆浆。
“赵勇手里有账本，”我说，“手写的，藏在他老家。”
李建国的眼神变了一下——很细微的变化，像是瞳孔缩了缩，又像是什么东西在他眼睛里亮了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里面的邢一彬，然后把豆浆杯子递给旁边的年轻警察。
“看着他们。”他说完，转身大步走了。
走廊里只剩下我和那个年轻警察。
年轻警察看了我一眼，指了指旁边的房间：“回去等着吧。”
我回到那间靠窗的屋子，坐下来，看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雨点砸在窗玻璃上，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无数个碎片。
我在想赵勇那个账本。
如果邢一彬说的是真的，那个账本上记的东西，足以把金永年钉死。
但问题在于，赵勇愿不愿意交出来。
他现在被吓破了胆，但吓破胆的人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崩溃，什么都说；另一种是死死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什么都不说。
账本，就是赵勇的救命稻草。
他把那个本子藏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关键时刻保命。
现在金永年倒了，他更不会交出来——因为他要靠这个本子当作跟警方谈条件的筹码。
李建国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
但李建国这个人，不是那种会被动等人开口的警察。
他既然知道了账本的存在，就一定有办法让赵勇开口。
问题是，赵勇开口之后呢？
金永年倒了，都江的地产、物流、建材市场就会出现一大片真空。
谁去填补这个真空？是冯桂林？还是都江别的什么势力？毕竟冯桂林不是都江本地人。
冯桂林的渔具厂就在那块地上，他才是那块地真正的主人。
金永年倒了，冯桂林就不用再担心有人来抢地，他可以安安心心地干他的老本行。
可冯桂林不是做地产的，他对房地产没有兴趣，也没有经验。
他想要的，只是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那金永年留下的那些生意呢？
我摇了摇头，把这些念头甩出去。
这些不是我现在该想的事。
我来都江，是为了帮冯桂林解决麻烦，不是为了抢地盘。
东港的事还没完，老混蛋还在监狱里，陈志勇那条线还没查清楚，丁毅那边还需要我盯着。
都江这趟浑水，蹚完了就该撤。不，我让曹小泉来都江发展，本就是为了在都江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想到这里，我心里忽然隐隐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了结。
十点多的时候，雨小了一些。
李建国回来了，这次他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份盒饭。
他把盒饭放在桌上，自己拆开一份，拿起筷子就吃。
“赵勇开口了。”他一边吃一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心里一动：“账本找到了？”
李建国嚼了两口饭，点了点头：“他老家柜子夹层里，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三个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的。从金永年五年前第一次让他‘处理’一个钉子户开始，到上个月派人去渔具厂闹事，全都有记录。时间、地点、参与的人、给了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得比会计还清楚。”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赵勇这个人，胆子小，但脑子不笨。他知道自己跟着金永年干的是什么事，也知道金永年迟早要出事，所以从一开始就在给自己留后路。”
“那他现在呢？”我问。
“还在里面坐着。”李建国把盒饭放下，擦了擦嘴，“他说了，愿意配合，但他也有条件。”
“什么条件？”
“从轻处理。”李建国说，“他要我保证，他交代了之后，能判缓刑。”
“你答应了？”
李建国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那个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答应了，或者说，他至少让赵勇觉得他答应了。
我不由得佩服这个人的手腕。
要告诉曹小泉，以后，同李建国打交道，要多留个心眼，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要不然怎么被做了都不知道。
他让赵勇以为自己在跟警方做交易，以为自己手里有筹码。
但实际上，从赵勇被带进刑侦大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没有筹码了。
账本交不交，都改变不了他参与犯罪的事实。
李建国只是给了他一个错觉，让他觉得配合才是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老刑警的本事——不是靠逼供，而是靠心理博弈，让对方自己把自己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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