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望着一片混乱的局势，冷汗从额头不断渗出，心中涌起无尽的懊悔与恐惧，他深知自己已然闯下了弥天大祸。
那原本看似即将成功的招安大计，如同虚幻的泡影，在起义军的突然反叛中瞬间破碎，只留下满目疮痍和难以收拾的残局。
慌乱之中，陈奇瑜的第一反应便是寻找替罪羊。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宝鸡知县李嘉彦身上。
在他看来，李嘉彦是导致此次招安失败的罪魁祸首。
于是，他迅速向朝廷上书，言辞激烈地归罪于李嘉彦，声称是他阻挠抚局，杀降激变。
在这份上疏中，陈奇瑜歪曲事实，将自己的决策失误和对起义军的判断错误统统掩盖，把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推到了李嘉彦的身上。
陈奇瑜描述道，李嘉彦在起义军受抚经过宝鸡时，违背朝廷的招安旨意，擅自对起义军采取敌对行动，杀害了已投降的起义军士兵，从而激怒了起义军，导致他们反叛。
他的描述看似有理有据，仿佛他自己才是那个被无辜牵连的受害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李嘉彦作为宝鸡知县，一直尽职尽责，他对起义军的态度始终是谨慎而又忠诚于朝廷的安排。
但在陈奇瑜的诬陷下，他瞬间成为了众矢之的。
继之又把责任推给陕西巡抚练国事。
陈奇瑜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指责练国事在整个招安过程中，未能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对起义军的动向和情况掌握不足，也没有及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协助。
他声称，正是由于练国事的失职，才使得起义军有机可乘，最终导致招安失败。
练国事在接到陈奇瑜的指责后，感到无比震惊和委屈。
他一直努力协调陕西各地的事务，积极参与招安计划的实施，却没想到被陈奇瑜当作了推卸责任的对象。
朱由检，这位身处朝堂之上，试图掌控天下局势的皇帝，此时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纠结之中。
他对汉中栈道发生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那些来自前线的消息，经过层层传递和歪曲，到达他耳中时已经真假难辨。
而且，此次招抚是他亲自批准的，出于护短的心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决策的失误。
在陈奇瑜的误导下，他几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便先后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练国事等人。
李嘉彦被逮捕时，心中充满了冤屈。他在宝鸡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维护地方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宁。
面对起义军的威胁，他始终坚守岗位，按照朝廷的命令行事。
然而，如今却因为陈奇瑜的诬陷，被押解进京，面临着未知的命运。
他一路上不断呼喊着自己的冤屈，希望能够有机会向皇帝当面陈述实情，但他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练国事同样命运坎坷。他在陕西巡抚的任上，为了应对农民起义和维护地方秩序，付出了诸多努力。
他组织兵力抵抗起义军，安抚百姓，积极筹备粮草和物资。
但此刻，他却被皇帝的圣旨剥夺了权力，被关进了大牢。
他在狱中，回想着自己的为官生涯，对陈奇瑜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愤怒，同时也对朝廷的昏庸感到失望。
朱由检在逮捕了李嘉彦和练国事之后，任命李乔接任陕西巡抚。
李乔在接到任命时，心中充满了忐忑。他深知陕西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尤其是在招安失败之后，起义军的势力更加猖獗，陕西随时都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他一方面要应对起义军的威胁，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同时还要小心谨慎，以免重蹈练国事的覆辙。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了解到汉中栈道招安失败的真相。
给事中顾国宝，这位敢于直言的官员，深知此事的严重性。
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关于陈奇瑜主抚失误的证据。
在朝堂之上，他毅然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了大事。
他详细地阐述了陈奇瑜在招安过程中的种种错误决策，包括对起义军的轻信、对局势的误判以及在发现起义军有反叛迹象时的不作为。
他的上疏言辞恳切，证据确凿，引起了朝堂上的一片哗然。
陕西巡按傅永淳也站了出来，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亲眼目睹了陈奇瑜的决策给陕西带来的巨大灾难。
他在疏中指出，陈奇瑜为了自己的政绩，盲目地进行招安，没有充分考虑到起义军的真实意图和可能出现的风险。
他的错误决策，不仅导致了大量官军的伤亡和物资的损失，还让陕西的百姓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在顾国宝和傅永淳等人的接连上疏指责下，朱由检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这件事情。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陈奇瑜误导了，而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或许正是这位他曾经寄予厚望的五省军务总督。于是，他决定将陈奇瑜革职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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