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整理祖父遗物时发现它的。
那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边角卷曲，像被无数个潮湿的梅雨季反复舔舐过。相纸背面，一行铅笔字斜斜爬着，墨色早已洇开，仿佛不是写上去的，而是从纸纤维深处渗出来的——灰蓝、微褐、带着水痕的晕染，像干涸的泪，又像未愈合的旧伤口。我指尖刚触到那行字，指腹便莫名一凉，不是空调冷气，不是窗缝漏风，是那种从骨节里浮上来的阴寒，顺着指甲盖往里钻，直抵小臂内侧的青筋。我下意识缩手，却见食指指腹沾了一点极淡的灰痕，擦不掉，洗不净，像被那字认准了似的，黏在皮上。
我把它举到灯下细看。
“他们要填满‘空座”。
七个字，笔画瘦硬，力透纸背，可末尾那个“座”字的“广”字头却突然塌陷下去，横折钩拖得极长，弯成一道钝钝的弧，像一张没拉满的弓，又像半截垂死的脊椎。我盯着那道弯，眼珠发酸，忽然觉得它在动——不是幻觉，是纸面微微起伏，仿佛底下有东西正用指甲轻轻顶着相纸背面，一下，又一下，试探着，等待着。
我猛地将照片翻转。
正面是一张集体照：七排木椅，漆色斑驳，椅背刻着模糊的“1993·青梧礼堂”字样。椅子上坐满人，穿蓝布衫、黑布鞋、的确良衬衫，有人戴眼镜，有人扎辫子，有人抱着搪瓷缸。一共三十七人。我数了三遍。三十七张脸，三十七双眼睛，全都正对着镜头，嘴角平直，无悲无喜，连一丝笑意的褶皱都吝于给出。可奇怪的是，整张照片里，没有一张脸是清晰的。所有面孔都蒙着一层薄雾般的灰翳，像隔着毛玻璃看人，五官轮廓模糊，瞳孔位置只余两粒深不见底的暗点——不是曝光失误，不是年代褪色，是某种更固执的遮蔽，仿佛镜头对准的那一刻，他们的脸就主动退进了阴影里。
唯有最后一排最右侧，那把椅子空着。
空得异常。
其他椅子上的人影虽模糊，但衣褶、袖口、发际线尚可辨认；唯独那把空椅，椅面平整如新，连一道划痕、一星灰尘都没有。椅垫是暗红绒布，颜色浓得发黑，在泛黄的照片里，竟像一小块凝固的血痂。更诡的是，椅背上搭着一件叠得方正的灰布外套——尺寸偏大，袖口磨得发亮，领口处还别着一枚铜质校徽，徽章中央刻着一只闭眼的猫头鹰，双翼收拢，爪下压着一本摊开的书，书页上却无一字。
我喉结滚动，咽下一口发苦的唾液。
照片右下角，用同一支铅笔，补了三行小字，字迹更细、更密，几乎要挤进纸纹里：
“每少一人，就多一席。
你坐下的位置，三十年前就空着——
等你来坐满它。”
“坐满”二字被重重描了三遍，铅痕叠压，几乎戳破纸背。我拿指甲去刮，竟刮下一点灰粉，簌簌落在掌心，凉得刺骨。那灰粉里，隐约有极细的、近乎透明的丝状物，蜷曲如幼虫蜕下的皮。
当晚，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在青梧礼堂。不是照片里的老礼堂，而是我童年常去的那座——砖墙剥落，穹顶悬着几盏接触不良的日光灯，滋滋作响，灯光忽明忽灭，每一次熄灭，黑暗里便多出一把椅子。起初是角落，后来是过道，再后来，整片空地全被椅子填满。它们无声无息地生长出来，木腿从水泥地里钻出，像笋，像牙，带着湿漉漉的土腥气。椅子越堆越高，层层叠叠，歪斜着，倾斜着，却始终不倒。我站在中央，脚下是唯一一块未被占据的方寸之地。可当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影子里，赫然映着一把空椅，椅面正对我脚跟，严丝合缝，仿佛我只要后退半步，就会坐进去。
我惊醒，冷汗浸透睡衣。
窗外，凌晨三点十七分。楼下车流稀疏，但楼下单元门“咔哒”一声轻响——有人刷卡进来了。脚步声很轻，很慢，一级一级踩上楼梯，停在我家门前。没有敲门，没有呼喊，只有布鞋底蹭过水泥地的沙沙声，像蛇在拖行。我屏住呼吸，听见那声音停了三秒，然后，极其缓慢地，一根手指，沿着我家防盗门的猫眼，一圈，一圈，画起了圆。
圆画完第三圈时，猫眼外的光，暗了。
不是楼道灯坏了。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那枚小小的透镜。
我抓起手机，想报警，屏幕却自动跳转到相册——那张老照片被置顶了。我颤抖着点开，放大空椅部分。这一次，椅垫的暗红绒布上，竟浮出几道浅浅的压痕，呈人形轮廓：肩宽、腰窄、膝部微屈……而最令我血液冻结的是——那压痕的臀部位置，赫然印着一枚新鲜的、边缘清晰的指纹。
我的指纹。
第二天，我去了市档案馆。
查1993年青梧中学毕业合影登记簿。管理员递来泛脆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只有一张A4纸，打印体，字迹工整：
“1993届初三（2）班，应到38人，实到37人。缺席者：林砚，男，16岁，因病休学，未参与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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