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1963年11月3日
台北 丁守拙家
还真让莫之英歪打正着说对了，在田之雄和莫之英享用西餐的同时，田佩瑜正在丁守拙家里一同吃饭，念叨着田之雄。
田佩瑜是带着第二批“大陆代表”从香港到台北的，已经在台北呆了些日子了。今天礼拜天，他又特意登门拜访他的老长官丁守拙。
回台后，局里没有为难丁守拙，只问了问话，便让他先回家休息。这一呆就是三个多月，前两个月才被任命为情报局设计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算是挂了个虚职。
丁守拙倒是没有牢骚满腹，但看得出沉默寡言了许多，显得更加老成持重，寡言往往意味着多思。从香港被遣返回台以后，他才知道这次是香港、澳门和金边三地几乎同时遭受重大挫败。震惊之余，他仔细回忆了自从接受‘湘江计划’任务以来的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出事情的真相。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那就是根本原因在于情报局被间谍深深渗透了！
他不是老军统，没有进过军统的培训班，没有搞过行动，没有做过“密派”；他也不相信就凭局专案组的那几个人能够真正找到原因，但他曾在德国受过完整的警务训练，认为水过必留痕，通过对蛛丝马迹的分析来判断犯罪动机，从而拼凑出证据链，寻找到嫌疑人，才是破案的不二法门，这比情报局粗鲁莽撞动辄刑求的手段要高明得多。
不过，他掌握的证据连凤毛麟角都算不上，根本无从分析。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从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来确定逻辑关系，再寻找证据来验证逻辑的成立，这样所有线索所指向的人就是最符合逻辑的嫌犯。
以这样的推理方式，他锁定了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沈岳！
理由并不复杂：
第一、他是除叶翔之外唯一知道‘湘江计划’全盘方案的人，也是掌握香港站、澳门站和金边组所有信息的人；三地在计划实施前同时遭受精准打击，所掌握情报之准确、之详尽、之全面非常人所能及。
第二、沈的历史有问题。他的故事在情报局尽人皆知：原本是共产党员，被捕后被戴笠亲自说服受感召加入军统，后来打入延安潜伏，并成功返回，成为军统局极其罕见的范例，以后步步高升，成为上边的红人。可反过来想想，焉知不是共产党在延安就将他重新策反，又让他重返军统局成为“双面间谍”呢？
第三、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沈出事的所作所为就非常符合逻辑了。他在澳门被澳门警方拘押，显然是大陆方面与他一起唱的一出“苦肉计”，为的是给他完美的保护。
他被遣返回台后，主动请辞，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既塑造出勇于担责的形象获得上边的好感，又脱离了被怀疑被审查的视线，更为下一步复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本就是以退为进的策略。
他怀疑的第二个对象是田之雄。
田之雄跑到香港之初，他也曾欢欣鼓舞，尤其是还给他带来了一枚勋章和些许赞扬。可被遣返回台后他冷静分析，发现田之雄叛逃来港并加入情报局的时机也太巧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湘江计划实施前几个月跑过来，显然沈岳早就把‘湘江计划’的诸多细节都透露给了共方，而共方一手策划了田之雄叛逃事件。为此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莫之英在去广州时被广东省公安厅密捕，并被策反，随后借田之雄与他的兄弟情谊，以偷渡为名，掩护田之雄打入情报局；而派遣田之雄的目的正是为沈岳做助手，负责情报传递。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出事时田之雄能置身事外，而且能堂而皇之地以执行沈岳交代的特殊工作—甄选代表为由避开嫌疑。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站存放军火和器材的几个仓库，恰恰是莫之英出面去租的；自己曾经弄丢的仓库收据，上面也有详细地址，恰好也是田之雄和莫之英去找回来的，否则香港警方又是怎么得知仓库的准确位置的呢？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湘江计划’破产、香港站被突袭、仓库被准确查获、金边组几乎全军覆没、沈岳在澳门特一组驻地被拘押等等这一切就都能解释清楚了。而共方呢，既粉碎了‘湘江计划’，给予情报局在港澳和东南亚的站组以重大打击，又巧妙地保护了他们的特工人员，的确是一石数鸟的高招。
思虑至此，丁守拙并不为自已解出谜底而欣慰，反而陷入一种惆怅而幻灭的心境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在情报局的前途戛然而止，原先想通过老长官唐纵转调到警务部门的想法也基本落了空，既然个人的前途已经画上了句号，那关心党国的前途还有意义吗？！
他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田佩瑜。
田佩瑜是故友之子，是他在情报局里仅有的能吐露心里话的忘年交，关键是还年轻，在情报局还有上升空间。如能借此揭开这个惊天阴谋，那他今后的前途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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