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英再次向她确认：“凤姨，你告诉我，那次你去常青药店拿那红色砒霜，到底是谁指使你去的？”
银凤愣了一下，说道：“我记得我姐姐曾经给我说过一次，就是在那客栈里，她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三太太，是她让我姐去拿红色砒霜的。”
“目的是干什么？”梁红英追问。
银凤略一迟疑，说道：“你别想太多，我姐一个奴才，奉了主子的命令去拿东西，你要问她干什么用的，我可不知道。你要想弄清楚，直接去问三太太啊！三太太就在你家，你为什么不问她呢？”
一句话把梁红英给问住了。见梁红英没再往下答话，只是痴愣地低着头想事情，凤丫头随即说道：“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姑娘我现在忙得很，下半天就要演出了，还得赶紧换戏服、准备行头。”
说完，她就匆匆走了。憋了这么长时间的疑惑，在梁红英的心中仍然是个问号。她要想搞清楚，还得去问三太太。其实她之前也问过，可三太太能如实对她说吗？每次问起，换来的都是火冒三丈、连骂带吼。
道理很简单，谁会承认自己干过这样的事呢？过了这么多年，她硬是不承认，你拿她又有什么办法？既然这凤丫头指认了是三太太让她拿的药，那三太太终究逃不过害母亲的嫌疑。
刚这么一想，她又糊涂了——鲁班爷爷明确告诉过她，母亲的残疾，跟这红色砒霜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打胎药造成的。鲁班爷爷的话她很相信，他精通药理，应该不会有错。
只是梁红英不明白，三太太买红色砒霜的目的是什么呢？从银凤的嘴里问不出所以然，要想确认，还得去找三太太。她只能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等寻找机会再说。
本来心里挺兴奋，以为事情就要有突破，没想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毫无进展。就这样，梁红英心里闷闷不乐。再看三太太，精神头十足，正欢天喜地地庆祝女儿的婚事，她又怎么开口向三太太问起这件事呢？
她在心里设计了好几种说话的方式。比如开门见山就说：“三姨娘，你买红色砒霜是什么目的？我母亲就是喝了那种红色药水，才害了那么大的病，是不是你指使人干的？是不是你把红色砒霜投进了她的茶杯之中？”
梁红英一想，这么问的话，三太太必然会跟自己玩命。她反驳的理由，梁红英都能猜得出来：“你道听途说！我没让谁去买！”或者说：“我就算让人买了，你见过我往你母亲茶杯里投毒了吗？”
无论三太太怎么说，梁红英都没有办法驳斥——因为她不是亲历者，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只凭只言片语，根本很难把害母亲的人揭穿。
想到此，梁红英感觉特别郁闷。外边唱着大戏，她的心情却无比烦躁。不想待在家里，她想走出去散散心，找个地方喝点酒。本来她是不擅长饮酒的，可在郁闷的时候，喝点酒也算是解解愁。
梁红英其实也早想放下这段恩怨，不再查母亲的事。但问题是，如果迫害母亲的人，就生活在自己身边，自己却浑然不知，这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就算不找她报仇，起码也得搞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自己的母亲，哪一点坑害到他们了？
戏演了三天，梁红英也在外面喝了三天酒，每次都是独自一人，从早上一直喝到傍晚。第三天，她又来到这家小酒馆，老板都已经认识她了，一进来就招呼她入座。
有所不同的是，今天酒馆的人比前两天多，而且入座的几个人里头，还有日本兵。因为这个小酒馆很有特色，羊肉做得特别棒，大概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专门跑这里来吃羊肉的。
梁红英点了盘羊杂，又要了一壶曹家的小酒，就在这里独自畅饮起来。她一边喝酒，一边想着心腹事。
鬼子就在她旁边那张桌子上吃饭，他们要了半只羊，大吃大喝着，嘴里还说着日语。他们吃完的羊骨头，不是往地上扔，而是噼里啪啦地往别人桌子上扔。
刚开始他们是扔别人，后来一个鬼子，把一根羊腿骨扔到了梁红英的桌子上，“啪”的一下子，打翻了她的盘子，酒瓶子也被碰倒了，撒了许多酒。
梁红英心里本来就郁闷，这下子一下子就火了，“啪”的一下子一拍桌子，说道：“臭鬼子，给我把骨头捡走！”
那鬼子刚开始没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是跟着他们的有一个汉奸，听到了梁红英刚才的话，就用日语给那几个日本鬼子翻译了。
日本兵当时就急了，“噌”的一下子把腰刀抽了出来，走过去“啪啪啪”地在桌子上拍了几下，然后一伸手就去拧梁红英的脸蛋。“啪”的一下子，她的脸被对方的手指头死死捏住。
梁红英依旧正襟危坐，连眼睛都没瞅他。可那鬼子突然就把手松了——因为梁红英早已经从桌子底下抽出了匕首，顶住了他的大腿。她本不想惹事，只是想警告鬼子一下，别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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