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公社得知这起“英雄造假”事件后，当天就迅速组建了调查小组，直奔三大队而来。
调查临时办公室就设在大队部，从那天起，这里便成了紧张的问询现场。经过连续三天的密集调查，调查组带走了事件的关键当事人：黄利军、曲柱子母子、陈婷以及黄主任，回公社继续深入审理。
李队长暂时兼任书记，全面接管三大队的工作。
公社调查小组刚走，紧接着，某军区的“救灾英雄黄利军事件调查小组”也来到了三大队。
他们在这里进行了几天的详细走访、调查和问询后，悄然离去。
连续多日的调查问询终于告一段落，整个三大队仿佛都被一种压抑的安静笼罩着，所有人都在等待这起“英雄造假”事件的结果公布。知青点也不例外，等待的日子在无聊中一点点消耗着时间。
1977年元旦，在农村，这个节日和平常的日子并无二致，三大队的家家户户也像往常一样，太阳落下去了，天就黑了。
知青点当晚的饭菜比往日丰盛了一些，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畅聊着过去一年那些值得铭记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谁也没有注意到外屋的门悄然开了，谁也没有注意到陈婷已经站在了屋门口。
直到不知是谁发现了，惊叫着大喊：“陈婷回来了！”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门口，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陈婷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没有消失，我们突然一个个都喊出了她的名字，屋子里瞬间沸腾了。
陈婷被带走后，知青点的知青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消息。那天，公社调查组问询了这里的每一个知青，而每一个知青的回答都出奇地一致。
调查组人员觉得这是知青们统一设定好的答案，态度恶劣到了极点。
他们针对知青们又进行了反复几次问询，但答案仍是大同小异。
当知青们看到陈婷等人被带走时，曲柱子母子也在其中，知青们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陈婷所做的一切是成功的。
后来，部队调查组也来了，问询时，知青们的答案依然一致。部队调查组没有像公社调查组那样抱有疑问，而是选择了相信。调查组走了，“英雄造假事件”一直没有定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在关注着事件的最终结果，但公社迟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这件事情的信息。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当这件事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的时候，陈婷出现在了知青点。知青们为陈婷的归来欢呼雀跃，因为这是三大队所有知青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让1977年开年的第一天的夜晚，从此不再是寻常的一天了，这是胜利，是希望的一天。
喜悦过后，知青们坐下来，静静听着陈婷的讲述：
“我被带走那天，没有跟那几个人坐同一辆车，是坐调查组领导的车去的公社。到了公社，也没有跟他们关在一起，我被送到了公社后院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书桌，有炕，有被褥，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公社招待所。领我来的人告诉我，除了去厕所，尽量不要出这个房间，说完就走了。
晚上，有人过来给我送了一盒饭，告诉我吃完了扣上饭盒盖放在桌子上就行，明天早上送早饭时她会来拿走。饭菜很可口，我很久没有这么安心地吃过一顿饭了。第一晚，我的房间没有人来过，那一晚我睡得很踏实，这种踏实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早上吃完早饭，问询就开始了。他们问得非常细致，我也是有问必答。特别是问到曲柱子骚扰我的时候，我会回忆起那三年的每一个细节去诉说。问到黄主任时，我没有恶意编排，都是实话实说。
问完话后，他们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把下乡五年来的经历写出来，然后就走了。三天后，调查组的人才过来。
这次过来不是问话，而是谈话。通过这次谈话，我明白了，这起案件已经被定性为对社会影响恶劣的典型‘英雄造假’案件。我作为这起案件的参与者，虽然有过错，但好在及时醒悟，有勇气对‘英雄造假’案主犯黄利军和黄文正叔侄二人当众检举揭发，所以不再过于追究。有功也不奖励，就算抵过了。
其实我能将功补过的主要原因，是像我这种下乡女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所遭受的骚扰、逼迫、恐吓和欺骗等恶劣行为非常普遍。这严重侵犯了女知青的人身权利和尊严，违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初衷。
我始终保持自己的思想觉悟，有勇气在适当时机当众检举揭发，为党和国家、为人民清除资产阶级残余毒瘤。
所以，公社把我的事迹作为‘下乡女知青典型案例’对外宣传，引起更多人对下乡知识青年和社会对此类事件的反思。
后来，我又到了县里，接受着不同人的问询、谈话，还有记者采访。我还在不同场所面对很多人，声泪俱下地讲述我的事迹。最后，县里案件调查组负责人向我陈述了案件调查结果：‘英雄造假’案主犯黄利军和黄文正欺骗地方政府、军队、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他们二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现在已被羁押，等候最后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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