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张有田和王长海刚才追问张大龙年后建厂的时间，是他俩早就商量好的。
在村里，不管什么事，想保密就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只要有第二个人知情，就会有第三个、第四个，最后全村人都会传开。
张大龙过年要开厂的事，村里知道的人本就不少，渐渐也传了开来。
之前年前跟着张大龙做鞋的人，都赚了不少钱，如今见有新好处，自然都想往上凑。
可张大龙常在外跑，他们不好意思直接问；况且大龙也没说这事能外传，大家更不好开口。
于是，张有田和王长海就成了主要询问对象，隔三差五就有人往他俩家里跑：
“书记，大龙建厂的时间定了没？到时候一定把我家二小子招进去，跟着大龙干啊！”
“主任，大龙那厂子到底啥时候开？我家大小子到了结婚的年纪，就因为家里穷没着落，您可得帮着说说，让他去厂里干活！”
“主任，可别先用完老王家的人，得先紧着咱老张家的！让我家孩子跟着大龙，总比在家待着强！”
张王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盯着这事，把张有田和王长海问得不厌其烦。没办法，他俩只能盘算着，哪天逮住张大龙，一定要让他把建厂时间确认下来。
这不，刚才在后面帮老马捋顺电影带后，他俩回来见大龙的大爷、三叔在旁边坐着，就问一旁的张有田“大龙来了没”。
得知大龙来了，俩人嘀嘀咕咕商量了几句，这才找准机会“逮住”大龙，非让他说出确切消息才肯罢休。
他俩也没别的心思，毕竟张王村八百年难遇一次赚钱的机会，谁也不愿轻易放手。
张大龙其实早看出了他俩的小心思，却没往心里去——过了年开砖厂本就在他的计划里，只不过之前他想着，先去煤矿把局面打开，再回头规划砖厂的事。如今既然村上这么着急，他也不愿吊大家胃口，干脆直接把事情说了。
原本他还打算，年后去大姨家时，找表哥陈超商量商量，让陈超先打听清楚哪儿的制砖机好，摸清设备情况再动手，现在不过是把计划提前了而已。
他也懂村里人的心思：大伙现在都穷，好不容易有个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哪能不抓紧？
毕竟前段时间跟着他做鞋，大家都得了好处——谁不想多赚点钱，让过年的桌上多几块肉？
谁不想有钱供孩子上学，让家里人穿身新衣裳？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人之常情。
其实张大龙打心底愿意带着大家伙一起发财——哪怕他自己吃肉，让大伙跟着喝汤，他也乐意。
别忘了老话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穷的时候，还能互相帮衬；
可要是突然有人一夜暴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不由自主盯在他身上。
这时候只要有一两个眼红的人挑拨几句，大伙就会疑心他的钱来路不正，接着处处找他的错处。
别觉得“自身强大就不怕这些”，张大龙一大家子都在张王村住着，他没法不管不顾。
要是他是孤家寡人，或许用不着费这些心思。
所以“让村里人富起来”本就在他的计划里，这往后会是他最实在的“天然保护层”——毕竟亲不亲故乡人，乡亲们日子好过了，最起码会向着他。
现在这社会，还不是几十年后“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眼下依旧是讲人情世故、“人情大于天”的年月，这点张大龙比谁都清楚。
老话说“他乡遇故知”，这里的“故知”，说到底大多是“同乡”的意思。
这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是种天然的亲近感——就像早年在京城火车站，有东山老乡扛着包袱找不到住处，只要操着一口胶东话问一句“咱东山的老乡在哪块儿？”
，准有素不相识的东山人凑过来，要么指条明路，要么干脆把人领回自己租的小杂院，管顿热乎饭；
东北人在南方工地上碰着，哪怕只是听对方说句“咱那旮旯冬天能冻掉耳朵”，也能立马熟络起来，干活时多帮把手，发了工钱还能凑一起喝顿小酒。
别说现在，就算几十年后，人们也常会按地域抱团：你说自己是东北人，其他东北人天然会多份照应；
你说自己是东山人，东山同乡也会莫名觉得亲切。
这就是国人刻在基因里的“乡土情结”，无关利益，只认那句“咱是一个地方来的”。
所以，张大龙才根本不在乎这些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小算计——无所谓的。、
只要不碰自己的核心利益，对乡亲们大开方便之门、搭把手帮衬一把，对他来说既是责任，更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救赎。
他盼着的，就是以后老了不用总揣着心思：不用怕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时有人突然使绊子，不用愁走在村里会听见背后戳脊梁骨的话。
就像山西那位做了多年贡献的老书记，退休后活得坦然自在，常和乡亲们在门口摆上瓶小酒，就着花生米聊庄稼、话家常，日子过得踏实又舒心，这才是他想要的老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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