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敬和菲尔茨来到码头边，弗里曼也跟了过来。
几人走后，远方营地的篝火变得黯淡，最终缩小成一点火光。
菲尔茨坐在湖边公园的长椅上，遥望茫茫的湖水，询问冷敬的身世。
得知冷敬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牌手，菲尔茨回忆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东方。
“大概四百多年前，我跟着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到过华国。”
“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他学习中文，和当地的数学家翻译了西方的几何着作，为东方引入了不少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在传教事业上，他对天主教进行了许多本土化改良，甚至让一些北京的大臣都信奉上了天主教，可以说非常了不起。”
“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真正的‘布道者’。只凭借凡人之躯，跨越千山万水，一生都在坚定地做同一件事。”
“我听说华国古代也有一些出使西域，或者到西方取经的志士，现在想想，这些人也是了不起的‘布道者’。”
“而马文用这些操弄人心的小伎俩就自称为‘布道者’，永远得不到我的认可。我会离开芝加哥，去一个他永远也找不到我的地方，绝对不给他控制我的机会。”
说完，菲尔茨捡起岸边的一枚扁平小石子，“嗖”地朝湖面扔去。
石子儿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水漂，转眼消失在黑漆漆的湖水中。
冷敬默默地在一旁看着，不知为何忽然想起了一段非常陌生的记忆。
菲尔茨说的那个意大利传教士，叫做利玛窦。
利玛窦在1582年抵达澳门，那年正是明万历十年。
同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万历皇帝迅速清算了他的家族和党羽，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被后世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开端。
以至于后来有人评价“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对于利玛窦而言，明朝时局的波涛汹涌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传教活动。
他先是在广东等地传教，用自鸣钟、万国舆图结交当地士族，在1598年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准备乘船去北京觐见万历皇帝，却因为当时的抗倭战争未得召见，直到三年后的1601年才终于得到明神宗的批准进京。
通过这段意外觉醒的记忆，冷敬得知当时利玛窦并不是孤身一人在华国传教，教会给他配备了许多随从，帮助他在人生地不熟的华国站稳脚跟。
在这些随从里面，有一个叫做“阿奇德”的人。
这位阿奇德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个特长：
「不怕火烧」。
十六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大航海”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天主教会为了反对宗教改革更加趋于严苛保守，但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为了在华国传教，采取了“适应主义”的策略表现得相当灵活，甚至允许教徒祭祖。
阿奇德就是这种灵活性的另一个例证。
他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被捕，送到异端裁判所架在火上烧了一天一夜，毫发无伤。
消息传到梵蒂冈，教廷大为震动。
如果按照“猎巫运动”的奇葩标准，一个“巫师”如果被火烧死，那是因为巫师天生怕火。如果烧不死，就说明他是受到恶魔庇佑的“巫师”，罪加一等。
然而教廷从来没有真的遇到过有人“烧不死”的情况，为了对阿奇德做出“公正”的裁决，高级教士们开展了长达一年的激烈辩论，最终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阿奇德并非恶魔庇佑的“巫师”，而是受到上帝赐福的使者。
使者来到人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传达上帝的旨意。
彼时地理大发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航海家不断更新着欧洲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点燃殖民者探索世界的激情，教会向世界派出大量的传教士布道。
教会相当重视对东方的传教，认为要让华夏人皈依天主，最直接有力的方法就是将上帝的神迹直接展示在华夏人面前。
于是，教会便想把阿奇德派到东方布道。
然而阿奇德本人并没有相应的口才，也没有领导团队的才能，教廷只好把他派给利玛窦当助手。
带着阿奇得，利玛窦在华夏大地上徘徊了十几年，一直想找机会把阿奇德带到万历皇帝面前展示上帝的神迹。
然而万历皇帝怠政成风，朝廷深陷于党争的泥潭，根本没人在意一个西方传教士的请求，他一直无法进京。
直到1601年，利玛窦通过自鸣钟、万国地图结交官员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人脉，得到机会将阿其德的神迹展示给一位权势熏天的宦官。
宦官非常惊喜，为了讨好神宗，便把利玛窦的自鸣钟、万国地图当做贡品呈送给神宗，还将“奇人”阿奇德的事情报告给皇帝，让利玛窦一行人终于获得了明神宗的接见。
在观看了阿奇德火烧不坏的神奇表演后，神宗对这个奇人非常感兴趣，赏了一个虚衔让他和利玛窦留在北京。
神宗将后宫的一位婢女赏赐给阿奇德，让他在华国成家立业，直到利玛窦去世，阿奇德才带着妻子离开北京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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