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初春，三天后。
那张招工启事，仿佛是一块被烧得通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印在阿娣贴身的衣袋里，日夜不停地炙烤着他。每一次呼吸，他都能感觉到那纸张的温度，仿佛它会随时燃烧起来，将他吞噬。
终于，阿娣回到了家。他脚步沉重地走进屋子，闷着头，一言不发。阿爹和阿妈正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借着微弱的灯光做着针线活。阿娣默默地走到他们面前，犹豫了一下，然后缓缓地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招工启事。
那张启事在阿娣的手中微微颤抖着，仿佛也感受到了他内心的不安。阿娣将它轻轻地放在桌上，然后退后一步，低着头，不敢看阿爹阿妈的反应。
阿爹慢慢地伸出手，枯瘦的手指如同风中的残叶一般，颤抖着拿起那张启事。他的眼睛盯着那光滑的彩印纸张，上面的字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然而，“月薪两百元”这几个字却异常清晰，如同一道闪电，刺痛了阿爹的眼睛。
阿爹的嘴唇开始哆嗦起来，他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几个字，仿佛那是他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阿妈见状，连忙凑过来，她不识字，只能看到那启事上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和穿着整齐的工人们。她先是一脸茫然，不明白这张纸意味着什么。但当她看到阿爹那惊恐的表情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巨大的恐慌。
“深圳？那是啥地方？听都没听过！”阿妈的声音带着哭腔，“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万一……万一被人骗了，卖了可咋整？电视里说外头可乱了！”
“娃啊，咱……咱再想想别的法子？”阿爹的声音嘶哑，带着深深的无力感，“家里……家里再紧巴点……”
阿娣没说话。他默默走到灶台边，掀开米缸盖子。缸底浅浅的一层糙米，像一片即将干涸的池塘。他又拿起桌上的药包，那是阿爹明天要煎的最后一副药。药铺老板昨天的话还在耳边：“老苏啊，这药……不能再赊了，家里也揭不开锅了……”
他看着阿爹那条拖在地上的、毫无生气的腿，看着阿妈鬓角早生的白发和眼里的血丝。家里像一条破船，在苦海里沉浮，而他，是船上唯一还算完好的桨。
“爹，妈。”阿娣转过身，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去。”
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地上。阿妈“哇”一声哭了出来，扑过来死死抓住阿娣的胳膊：“不去！阿娣，咱不去！妈宁愿饿死，也不要你跑那么远！”阿爹别过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那一夜，土屋里的油灯亮到很晚。哭声、叹息声、压抑的争执声，像沉重的棉絮塞满了狭小的空间。最终，是残酷的现实和儿子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决绝压垮了父母。阿爹在油灯下签了那份需要担保人（站长勉强做了保）的简陋用工协议，手指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出发的日子到了。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阿娣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打补丁的换洗衣裳，一双半新的布鞋，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还有阿妈连夜烙的几个硬邦邦的杂粮饼，用油纸包着，塞在包袱最底下。包袱皮，是阿妈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床单改的。
站长借了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驮着阿娣去乡里坐长途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火车。阿爹拖着残腿，硬是送到了村口的老棉树下。阿妈一路跟着，眼泪就没停过，走到棉树下，终于忍不住，抱着阿娣嚎啕大哭：“我的儿啊……在外头……千万……千万小心……累了饿了……就写信……没钱了……也写信……” 哭声撕心裂肺，惊飞了树上几只早起的麻雀。
阿娣僵硬地被阿妈抱着，鼻子酸得厉害，喉咙里像堵了团湿棉花。他不敢低头看阿妈花白的头发，不敢看阿爹扶着老棉树、几乎站不稳的身影。他只能挺直背，用力拍了拍阿妈的背，声音哽在喉咙里：“妈……别哭……我……我会好好的……挣了钱就寄回来……你们……保重身体……”
站长催促着。阿娣挣脱阿妈的怀抱，几乎是逃也似的跳上自行车后座，不敢回头。自行车吱吱呀呀地碾过村口的黄土路，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风吹在脸上，冰冷刺骨。阿娣死死抓着车座下的铁架，指节泛白。他最后看了一眼晨雾中熟悉的娘花村轮廓，那些低矮的土屋，那片沉默的棉田，那棵越来越小的老棉树，以及树下那两个越来越模糊、最终缩成两个小黑点的身影。
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猛地扭回头，面朝前方。前方的路，通往陌生的县城，通往更陌生的、只在招工启事上见过的深圳。他咬紧牙关，把涌到眼眶的滚烫硬生生憋了回去。不能哭。他是这个家的柱子，柱子不能塌。
在县城简陋混乱的汽车站，阿娣挤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班车。车上挤满了人，汗味、烟味、劣质香水的味道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晕。他蜷缩在靠窗的角落，紧紧抱着自己小小的包袱，像抱着最后的依靠。窗外，熟悉的县城景象飞速倒退，很快被荒凉的田野和光秃秃的山丘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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