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15日凌晨四点，西安北郊的天空还是一片凝重的墨黑，寒意浸入骨髓。
西安市体育场内，空气仿佛冻结，只有沉重的呼吸和镣铐偶尔碰撞的冰冷声响划破死寂。
数百名案犯被武警战士按预定的队列站立，他们身着单薄的囚服，破洞处钻入的冷风让不少人微微发抖。
惠利名站在人群中，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死死锁定了斜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好友韩涛。
韩涛身上那件白色的中山装，在昏黄灯光和熹微晨光的交织下，显得异常刺眼。
惠利名的心猛地一抽，他认得那件衣服，那是几年前韩涛从他家里随手拿走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却被眼前肃杀的场景击得粉碎。
就在这时，韩涛似乎有所感应，趁押解武警转头的微小间隙，猛地回过头，视线与惠利名撞个正着。
韩涛的嘴唇艰难地嚅动了几下，用几乎无法辨识的口型，清晰地吐出三个字：“对不起。”
惠利名的喉咙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一股酸楚直冲鼻腔。
他想喊，想回应，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交流，但肩膀却被身后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按住，动弹不得。扩音器里传来宣读判决的声音，冰冷、刻板，不带一丝情感，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心上：
“马燕秦、韩涛……犯流氓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落下，韩涛被两名武警粗暴地扭转身体，推向等待的刑车。
那抹白色在灰暗的人潮和清冷的晨光中剧烈地晃动，像一道即将熄灭的火焰，又像一道永镌心底的伤痕，最终消失在惠利名的视野里。
而他自己，则因“积极参加流氓舞会、奸污女青年4名”的指控，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谁能想到，这场轰动三秦大地、最终导致三人被处决、上百人卷入牢狱之灾的“流氓大案”，其起点，不过是两年前夏天。
在一位普通妇女那间仅有18平米的狭小居室里，伴着邓丽君《南屏晚钟》的靡靡之音，跳了几支在当时被视为禁忌的“慢二步”舞。
……
时间回溯到1983年9月9日凌晨两点。西安城南那些错综复杂的老巷早已沉睡，只有偶尔几声狗吠点缀着夜的宁静。
惠利名刚把他那辆在当时还算稀罕物的摩托车停稳在家门口，发动机的余温尚未散尽，一阵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就猛地炸响了夜的寂静。
“咚咚咚！咚咚咚！” 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
“谁啊？”惠利名揉着惺忪睡眼，披上外衣，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快走向门口。
“查户口的。”门外的回答生硬、冰冷，像一块投入井中的石头。
他心里掠过一丝疑虑，但还是伸手拉开了门闩。
门刚开一条缝，四个穿着便装、面色冷峻的男人就猛地挤了进来，不容分说，其中一人动作娴熟地掏出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金属的脆响在静夜里格外刺耳，铐环紧紧锁住了他的手腕，传来的力道让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惠利名挣扎着质问，试图挺直身体。
回应他的是一记更粗暴的压制。他的胳膊被猛地拧到身后，巨大的力量将他整个人狠狠地按在冰冷的墙壁上，脸颊紧贴着粗糙的墙面，肩胛骨传来几乎要碎裂的剧痛。
另外两人已经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动作粗鲁而迅速。
他心爱的摄影器材、那架陪伴他多年的手风琴、几本托人从外地带来的外国电影画报，还有他辛苦摆摄影摊攒下的一些现金，都被胡乱地塞进几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里。
“签字！” 一张薄薄的纸被拍在他面前的旧木桌上，墨迹似乎还未全干。
惠利名艰难地侧过头，眯起眼睛看向那张逮捕令。只看了一眼，他立刻争辩道：“不对！你们搞错了！我叫惠利名，利益的利，名字的名！这上面写的是‘惠利民’！”
他的辩解换来的却是膝盖后方狠狠的一脚。剧痛让他双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紧接着，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踩在了他被铐住的手背上，用力碾压。
“少废话！让你签就签！” 呵斥声在头顶炸开。
钻心的疼痛和巨大的恐惧让他几乎窒息，最终，他只能用颤抖的、不受控制的手指，歪歪扭扭地在那个错误的名字下方，签下了“惠利名”三个字。这荒谬的一幕，仿佛预示了他即将面对的整个事件的荒诞基调。
被押出家门时，他瞥见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下，几个邻居正小心翼翼地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但没有一个人出声，更没有一个人上前询问。
警车呼啸着驶离他熟悉的生活，最终停在西安市第一看守所那扇厚重的大铁门前。
当铁门在他身后“哐当”一声重重关上时，他明白，他的人生轨迹已经无可挽回地拐入了一条黑暗的、未知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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