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17日清晨，西安北郊的刑场还浸在深秋的薄雾里。一辆军用卡车碾过结着白霜的土路，车斗里，25岁的万红莉被粗麻绳捆成“十字花”，手腕处的皮肤已被磨得泛红。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领口歪在一边，凌乱的长发被风掀起时，能看见脖颈上挂着的木牌——“流氓犯万红莉”五个黑字刺目，名字上那道红叉像一摊凝固的血。
卡车停稳的瞬间，围观人群的嘈杂声突然涌来。万红莉缓缓抬起头，原本空洞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她望着远处晨雾中的城墙轮廓，嘴角轻轻动了动。执行法官上前核对身份时，才发现她白衬衫口袋里藏着半张揉皱的照片：那是她刚当护士时拍的，梳着齐耳短发，胸前别着“市人民医院”的工作证，笑容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没人知道，这个曾被病人称作“白衣天使”的姑娘，为何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向生命终点。
第一章 布告栏前的震动：死刑判决背后的疑问
1983年9月22日，西安钟楼旁的布告栏前围得水泄不通。几个穿中山装的干部踮着脚念布告内容，人群里的议论声像煮开的水般翻腾：“才25岁？还是个护士？”“流氓罪判死刑？这得犯多大事啊？”
布告上的字迹是用毛笔写的，墨迹还透着新鲜，“万红莉”三个字被红笔狠狠划了道叉，仿佛要将这个名字从世上彻底抹去。家住附近的李大爷挤在最前面，他眯着眼反复看布告上的出生日期，突然叹了口气：“这姑娘我见过，前阵子还在医院给我打针呢，手轻得很，怎么就成流氓犯了？”
人群里有人接话：“听说她家里天天开舞会，男男女女混在一起跳舞，还听靡靡之音！”这话一出，议论声瞬间变了调，有人开始咒骂“伤风败俗”，有人却悄悄摇头——在1983年的西安，“舞会”“靡靡之音”这些词，像导火索般能瞬间点燃人们对“流氓行为”的警惕，可谁也说不清，一个护士的私人聚会，怎么就够得上死刑。
没人注意到，布告栏角落贴着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那是半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刚通过的文件。文件里明确写着，流氓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可判死刑，可“流氓行为”的边界在哪，没人能说清。就像没人知道，这份布告背后，藏着万红莉从白衣护士到死刑犯的48天人生坠落。
第二章 病房里的“异类”：爱美的护士与保守的时代
1983年7月，市人民医院外科病房里，万红莉正给3床的王大妈换输液瓶。她穿着白色护士服，领口却别了个小小的珍珠发卡，头发烫成当时少见的“大波浪”，发梢轻轻搭在肩膀上。王大妈看着她熟练的动作，笑着说：“小红啊，你这头发真好看，在哪烫的？”
万红莉手一顿，嘴角弯起：“就在巷口那家理发店，王大妈您要是想烫，我下次带您去。”这话刚说完，旁边整理病历的护士长就咳嗽了一声，眼神里带着警告。万红莉低下头，假装没看见——她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目光。
在医院里，万红莉是出了名的“异类”。别的护士都穿平底布鞋，她却踩着低跟皮鞋，走起路来哒哒响；别人的护士服总是规规矩矩扣到领口，她却偶尔会解开最上面一颗扣子；休息时，别的护士要么织毛衣要么聊家常，她却抱着本外国画报看，里面的模特穿着时髦裙子，她会悄悄用铅笔在上面画圈。
和她同组的护士刘梅私下劝过她：“小红，你别总弄这些时髦玩意儿，院里都有人说闲话了，说你‘思想不正’。”万红莉却不以为然，她翻着画报说：“爱美又不犯法，难道我们要一辈子穿灰衣服、梳辫子吗？”
那时的万红莉不会想到，她口中的“爱美”，会在两个月后成为“道德败坏”的证据。她更不知道，自己租住的那间旧式里弄房子，早已被邻居的目光悄悄盯上。
第三章 周末舞会：里弄深处的“靡靡之音”
万红莉的家在城南的一条老巷里，是父母留下的一间15平米的平房。1983年8月的一个周六晚上，巷子里的灯刚亮，她家的窗户就透出暖黄的光，邓丽君的《甜蜜蜜》顺着窗缝飘出来，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显眼。
“小声点，别让邻居听见！”朋友张强把磁带音量调小，手里还拿着一本翻得卷边的《大众电影》，封面上是刘晓庆的照片。万红莉端着一盘瓜子从厨房出来，笑着说：“怕什么，咱们就是聊聊天、跳跳舞，又没干什么坏事。”
那天晚上，屋子里挤了七八个人，有医院的同事，有张强带来的朋友，还有两个万红莉通过画展认识的青年。有人带来了港台歌曲磁带，有人揣着偷偷复印的诗歌，大家围坐在小桌旁，喝着糖水，聊着电影里的情节。后来有人提议跳舞，万红莉把桌子挪到墙边，张强拉起手风琴，大家踩着节奏跳“慢三步”，偶尔有人跳得近了，肩膀碰到一起，会引来一阵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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