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刘思佳的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对这个叛逆却仗义的男孩印象不错,没听说他得罪过什么人。
两个月里,警方排查了137名嫌疑人,录了厚厚的一沓口供,却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摸到。
案件就像掉进了无底洞,所有的侦查方向都被堵死,只剩下一团迷雾。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刘思佳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拉着老陈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陈警官,我想起来了!案发前一天,家里的座机响过,是个男人打来的,说一口上海话,问我爸在不在家。”
“你怎么回答的?”老陈的眼睛亮了起来。
“我说我爸不在,还问他要不要我爸的手机号。”刘思佳的嘴唇哆嗦着,“
他说不用,然后就挂了。我爸后来也说,他没接到过这个电话,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警方立刻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电话来自一公里外的一个公共电话亭。
那是个老旧的铁皮亭子,藏在菜市场的拐角处,周围没有监控。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个男人不仅知道刘思佳父子的名字,还清楚地报出了他家的地址。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老陈的脑海里:这通电话根本不是找刘父,而是在试探——试探家里有几个人,试探谁在家,试探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
而这个能精准掌握刘思佳家庭信息的人,大概率和他的学校脱不了干系。
老陈的目光落在了刘思佳书包里的那本毕业纪念册上。
深蓝色的封皮已经被磨得发白,里面贴着同学们的大头照,写满了“前程似锦”“友谊长存”的祝福语,每一页下方,都工工整整地印着姓名、班级、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
难道是纪念册泄露了信息?
警方立刻找到刘思佳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看着那本纪念册,连连摆手:
“不可能的,这些纪念册都是学生自己填的,我从来没碰过。而且毕业季还没到,册子都在学生手里,怎么会泄露?”
警方又询问了班里的其他同学,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纪念册好好地收在家里,没有丢失,也没有外借。线索再次中断,案件陷入了漫长的僵局。
刘思佳的家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父亲整日酗酒,喝醉了就抱着妻子的遗像哭,哭够了就瞪着刘思佳,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那天你为什么非要出去玩?你要是在家,你妈能出事吗?”“你是不是在学校得罪了什么人?是不是有人来报复我们家?”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刘思佳的心上。
他也开始怀疑父亲——母亲去世才一年,父亲就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搬进了他们曾经的婚房。
那个女人涂着鲜艳的口红,穿着母亲的睡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根刺,扎得他睁不开眼。
父子俩的隔阂越来越深,从最初的争吵,变成了后来的沉默。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曾经的温馨荡然无存。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的2002年3月12日,又一起惨案发生了。
死者是刘思佳的同班同学高静,一个喜欢扎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
她死在自家四楼的卧室里,死因和刘思佳的母亲一模一样——颈部被领带勒住,机械性窒息死亡。
案发现场同样干净得可怕:门锁完好无损,没有搏斗痕迹,没有指纹,没有脚印。
客厅的茶几上,同样摆着两个玻璃杯,一杯是温的牛奶,一杯是没开封的可乐。
高静的母亲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告诉警方,案发前三个小时,家里的座机接到过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问高静在不在家。
她当时急着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外公,随口说“高静在家,我要出门了,有事你直接找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要是多问一句,要是不那么着急出门,静静就不会……”女人捶打着自己的大腿,声音嘶哑,“那个男人说话很斯文,我还以为是学校的老师……”
两起案件的相似度高达90%。受害者都是同一班级的学生家属,都是被熟人骗开门,都是被领带勒死,都是没有任何财物损失。
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环杀人案。
警方立刻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这一次,他们把突破口放在了那通可疑的电话上。
通过技术手段,警方查到电话是从六公里外的一家超市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超市老板对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印象深刻——四十多岁,皮肤偏黑,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着眼镜,穿一件蟹壳青色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根据老板的描述,警方请来画像专家,画出了一张嫌疑人模拟像。
画像上的男人眉眼温和,嘴角微微上扬,怎么看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警方在虹口分局的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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