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刘思佳的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对这个叛逆却仗义的男孩印象不错，没听说他得罪过什么人。
两个月里，警方排查了137名嫌疑人，录了厚厚的一沓口供，却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摸到。
案件就像掉进了无底洞，所有的侦查方向都被堵死，只剩下一团迷雾。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刘思佳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拉着老陈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陈警官，我想起来了！案发前一天，家里的座机响过，是个男人打来的，说一口上海话，问我爸在不在家。”
“你怎么回答的？”老陈的眼睛亮了起来。
“我说我爸不在，还问他要不要我爸的手机号。”刘思佳的嘴唇哆嗦着，“
他说不用，然后就挂了。我爸后来也说，他没接到过这个电话，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警方立刻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电话来自一公里外的一个公共电话亭。
那是个老旧的铁皮亭子，藏在菜市场的拐角处，周围没有监控。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个男人不仅知道刘思佳父子的名字，还清楚地报出了他家的地址。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老陈的脑海里：这通电话根本不是找刘父，而是在试探——试探家里有几个人，试探谁在家，试探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
而这个能精准掌握刘思佳家庭信息的人，大概率和他的学校脱不了干系。
老陈的目光落在了刘思佳书包里的那本毕业纪念册上。
深蓝色的封皮已经被磨得发白，里面贴着同学们的大头照，写满了“前程似锦”“友谊长存”的祝福语，每一页下方，都工工整整地印着姓名、班级、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
难道是纪念册泄露了信息？
警方立刻找到刘思佳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看着那本纪念册，连连摆手：
“不可能的，这些纪念册都是学生自己填的，我从来没碰过。而且毕业季还没到，册子都在学生手里，怎么会泄露？”
警方又询问了班里的其他同学，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纪念册好好地收在家里，没有丢失，也没有外借。线索再次中断，案件陷入了漫长的僵局。
刘思佳的家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父亲整日酗酒，喝醉了就抱着妻子的遗像哭，哭够了就瞪着刘思佳，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那天你为什么非要出去玩？你要是在家，你妈能出事吗？”“你是不是在学校得罪了什么人？是不是有人来报复我们家？”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刘思佳的心上。
他也开始怀疑父亲——母亲去世才一年，父亲就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搬进了他们曾经的婚房。
那个女人涂着鲜艳的口红，穿着母亲的睡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根刺，扎得他睁不开眼。
父子俩的隔阂越来越深，从最初的争吵，变成了后来的沉默。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曾经的温馨荡然无存。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的2002年3月12日，又一起惨案发生了。
死者是刘思佳的同班同学高静，一个喜欢扎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
她死在自家四楼的卧室里，死因和刘思佳的母亲一模一样——颈部被领带勒住，机械性窒息死亡。
案发现场同样干净得可怕：门锁完好无损，没有搏斗痕迹，没有指纹，没有脚印。
客厅的茶几上，同样摆着两个玻璃杯，一杯是温的牛奶，一杯是没开封的可乐。
高静的母亲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告诉警方，案发前三个小时，家里的座机接到过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问高静在不在家。
她当时急着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外公，随口说“高静在家，我要出门了，有事你直接找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要是多问一句，要是不那么着急出门，静静就不会……”女人捶打着自己的大腿，声音嘶哑，“那个男人说话很斯文，我还以为是学校的老师……”
两起案件的相似度高达90%。受害者都是同一班级的学生家属，都是被熟人骗开门，都是被领带勒死，都是没有任何财物损失。
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环杀人案。
警方立刻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这一次，他们把突破口放在了那通可疑的电话上。
通过技术手段，警方查到电话是从六公里外的一家超市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超市老板对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印象深刻——四十多岁，皮肤偏黑，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着眼镜，穿一件蟹壳青色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根据老板的描述，警方请来画像专家，画出了一张嫌疑人模拟像。
画像上的男人眉眼温和，嘴角微微上扬，怎么看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警方在虹口分局的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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