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里的52名学生都被叫来，看着那张模拟像，老陈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或者说，你们的毕业纪念册，有没有丢失过？”
学生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梁笑的女孩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我……我妈可能见过这个人。”
梁笑的话，让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凝固了。
她颤抖着说，2002年4月24日，她母亲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学校的老师，说班主任王老师家里有事，没法家访，由他代替来家里看看。两个小时后，那个男人果然来了。
“我家住在六楼，601和602都是我们家的，中间打通了。”
梁笑的声音带着后怕，“平时客人都走601的门，可那个男人按的是602的门铃。我妈当时还觉得奇怪，他说，是看了毕业纪念册上的地址。”
梁笑的母亲回忆，那个男人穿着蟹壳青色的西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怎么问梁笑的学习情况，反而一个劲地打听“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他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瞟向客厅中间那扇连通601和602的门，手指在膝盖上不停地摩挲，像是在紧张，又像是在盘算什么。
“他还想站起来去开那扇门。”梁母的声音抖得厉害，“我当时觉得不对劲，就故意说‘我老公马上就下班了’，他一听，立马就站起来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慌慌张张地碰倒了门口的鞋架。”
送走男人后，梁母越想越不对劲，就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
王老师的回答让她浑身发冷：“我们根本没有安排家访，更没有派什么老师去你家。”
梁母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就成了第三个受害者。而那个男人能精准找到602的门铃，靠的就是毕业纪念册上梁笑填写的家庭住址。
可问题又来了——所有学生都坚称，自己的纪念册没有丢失。凶手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信息的？
警方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将班里52名学生的78位男性亲属全部列入名单。
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调取了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对比了无数次模拟像，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没有一个人具备作案时间。
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陈退休了，接手案子的年轻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
那本模拟像被贴在专案组的墙上，从最初的鲜艳，到后来的泛黄，再到边角卷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刑警的无奈。
刘思佳高中毕业后，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玩游戏，不再交朋友，每天的生活就是进货、出货、对账。
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靥如花，他看着照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凶手。
高静的母亲则彻底垮了。她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女儿的遗像自言自语，精神越来越恍惚。
高静的父亲责怪她“多嘴”“不谨慎”，两人天天吵架，家里的锅碗瓢盆碎了一地。
2014年，高父积郁成疾，撒手人寰，临死前，他拉着妻子的手，嘴里还念叨着：“要是能抓到凶手，我死也瞑目了……”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到了2020年。刑侦技术的发展，让这起尘封20年的悬案，终于迎来了曙光。
警方决定重启调查，用最新的DNA比对技术，重新检验当年案发现场的物证。
当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剪开那只捆绑刘思佳母亲的布袋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只布袋是凶手用来包裹凶器的，当年因为技术有限，没能提取到任何有效信息。
这一次，奇迹发生了。在布袋的缝隙里，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男性DNA样本。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沸腾了。他们立刻重新梳理线索，将与刘思佳班级有关的421名人员全部列入比对名单，从老师到学生，从家长到亲属，一个都不放过。
2021年3月，当排查到高静的同学曹乐乐家时，意外出现了。
曹乐乐的父亲常年在新加坡工作，案发时根本不在国内。可当民警询问曹乐乐的母亲冯敏时，她却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
在警方的反复追问下，她终于哭着说出了一个被隐瞒了20年的秘密。
1996年，她和曹乐乐的父亲离婚后，认识了一个名叫杨建国的男人。两人没有登记结婚，却以夫妻名义同居了多年。
案发时，杨建国就住在她家。当年警方上门调查时，她和曹乐乐都隐瞒了杨建国的存在——因为杨建国曾有过盗窃前科，坐过三年牢，她怕警方会怀疑他。
杨建国，这个从未出现在警方视野里的男人，成了第422个比对对象。
当DNA比对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专案组的年轻刑警们相拥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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