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别跟我来那套‘党的政策’什么的，”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我是学法律的。从被你们抓住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颗脑袋保不住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没必要绕弯子。”
他往后一靠，开始讲。
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他和刘树敏从厦门坐车到泉州，又从泉州转车到崇武，住进古城旅社。晚上，他约刘树敏去逛古城，说灯塔那边看夜景特别好。刘树敏没多想，跟着去了。
灯塔在崇武半岛最东端，脚下是礁石，前面是大海。晚上十一点，四周黑漆漆的，只有灯塔上的灯一圈一圈地转。他们在石盘上坐下，吹着海风，说着话。
刘树敏至死都没明白，这个一路同行的伙伴，这个在法院工作的“律师”，为什么要杀他。
第一下是石头。刘伟禄从地上摸起一块，照着他后脑勺砸下去。眼镜飞了，刘树敏往前一栽，还没反应过来，本能地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你干么的？你干么的？”
刘伟禄追上去，在地瓜园里把他扑倒。石头继续砸，砸得他满脸是血。然后掏出弹簧刀，一刀一刀捅进去。刘树敏倒在瓜藤里，血渗进土里，人还在喘气。刘伟禄骑在他身上，双手掐住脖子，掐了很久，直到手下那具身体彻底软下去。
然后他搜出刘树敏包里的四千九百块钱，把沾血的牛仔衣、手表、刀埋在地瓜畦里。拖着尸体往海边走，想扔进大海。可是沙滩太远了，拖了几百米，实在拖不动了。找个凹陷的地方，用沙把尸体埋起来。
回到旅社已经半夜。他洗了手，用“傅宗泽、刘树敏”的名字补办了登记手续。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坐车去了石狮。
“钱呢？”
“花了。买了几条外烟，几盘录像带，还有西装。嫖了两次娼。”
公安人员问：“烟呢？”
刘伟禄冷笑一声：“假的。他妈的都是假的。有几条里头装的不是烟，是石头和砖头。”
审讯室里有人没忍住，轻轻笑了一声。
八、骗子的末日
刘伟禄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把傅宗泽骗到石狮，告诉他刘树敏想跑台湾，他不同意，刘树敏就不辞而别了。这样，杀人抢钱的事就掩盖过去了。
十月七日下午，他发完电报，又挂了长途电话。然后回旅社等着。
等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把沾了血的衣物收拾收拾，塞到旅社附近的阴沟里。行李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
等到六点，傅宗泽没来。
他觉着不对劲。刚想走，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不是傅宗泽。
九、尾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法庭上，刘伟禄站在被告席里，听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没有请律师——他自己就是“律师”。
那个律师结业证书成了法庭上的一个证据，放在一堆血衣、凶器、假烟中间。那篇没写完的论文《论中国近五年内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也摆在桌上，没人去翻。
判决书念了很久。最后几个字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伟禄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十二月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他想起了崇武的灯塔，想起那天晚上的海风，想起刘树敏在黑暗里喊的那几声“你干么的”。
那几声喊，现在还在他耳朵里响着。
他二十七岁的人生，到此画上句号。
崇武半岛的灯塔还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转着光。地瓜园里又长出了新藤，把那片埋过血衣的土地盖住了。只有那把弹簧刀，那件牛仔衣，那只还在走的手表，静静地躺在公安局的证物室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手表上的秒针还在走。一圈，又一圈。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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