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别跟我来那套‘党的政策’什么的,”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我是学法律的。从被你们抓住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颗脑袋保不住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没必要绕弯子。”
他往后一靠,开始讲。
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他和刘树敏从厦门坐车到泉州,又从泉州转车到崇武,住进古城旅社。晚上,他约刘树敏去逛古城,说灯塔那边看夜景特别好。刘树敏没多想,跟着去了。
灯塔在崇武半岛最东端,脚下是礁石,前面是大海。晚上十一点,四周黑漆漆的,只有灯塔上的灯一圈一圈地转。他们在石盘上坐下,吹着海风,说着话。
刘树敏至死都没明白,这个一路同行的伙伴,这个在法院工作的“律师”,为什么要杀他。
第一下是石头。刘伟禄从地上摸起一块,照着他后脑勺砸下去。眼镜飞了,刘树敏往前一栽,还没反应过来,本能地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你干么的?你干么的?”
刘伟禄追上去,在地瓜园里把他扑倒。石头继续砸,砸得他满脸是血。然后掏出弹簧刀,一刀一刀捅进去。刘树敏倒在瓜藤里,血渗进土里,人还在喘气。刘伟禄骑在他身上,双手掐住脖子,掐了很久,直到手下那具身体彻底软下去。
然后他搜出刘树敏包里的四千九百块钱,把沾血的牛仔衣、手表、刀埋在地瓜畦里。拖着尸体往海边走,想扔进大海。可是沙滩太远了,拖了几百米,实在拖不动了。找个凹陷的地方,用沙把尸体埋起来。
回到旅社已经半夜。他洗了手,用“傅宗泽、刘树敏”的名字补办了登记手续。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坐车去了石狮。
“钱呢?”
“花了。买了几条外烟,几盘录像带,还有西装。嫖了两次娼。”
公安人员问:“烟呢?”
刘伟禄冷笑一声:“假的。他妈的都是假的。有几条里头装的不是烟,是石头和砖头。”
审讯室里有人没忍住,轻轻笑了一声。
八、骗子的末日
刘伟禄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把傅宗泽骗到石狮,告诉他刘树敏想跑台湾,他不同意,刘树敏就不辞而别了。这样,杀人抢钱的事就掩盖过去了。
十月七日下午,他发完电报,又挂了长途电话。然后回旅社等着。
等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把沾了血的衣物收拾收拾,塞到旅社附近的阴沟里。行李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
等到六点,傅宗泽没来。
他觉着不对劲。刚想走,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不是傅宗泽。
九、尾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法庭上,刘伟禄站在被告席里,听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没有请律师——他自己就是“律师”。
那个律师结业证书成了法庭上的一个证据,放在一堆血衣、凶器、假烟中间。那篇没写完的论文《论中国近五年内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也摆在桌上,没人去翻。
判决书念了很久。最后几个字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伟禄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十二月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他想起了崇武的灯塔,想起那天晚上的海风,想起刘树敏在黑暗里喊的那几声“你干么的”。
那几声喊,现在还在他耳朵里响着。
他二十七岁的人生,到此画上句号。
崇武半岛的灯塔还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转着光。地瓜园里又长出了新藤,把那片埋过血衣的土地盖住了。只有那把弹簧刀,那件牛仔衣,那只还在走的手表,静静地躺在公安局的证物室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手表上的秒针还在走。一圈,又一圈。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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