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走进来一个年轻女人。
她二十五六岁年纪，生得端庄贤淑，一双杏眼却肿得像熟透的桃子，眼白上布满了血丝。
她站在值班室门口，手指绞着衣角，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接待她的女民警后来回忆，那女人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风吹得快要折断的芦苇。
她被让进办公室。刚坐下，眼泪就下来了。
不是一颗一颗地掉，是成串地滚，顺着面颊往下淌，滴在蓝布工作服的前襟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她双肩剧烈地抽搐，几次张嘴，话都卡在喉咙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一句：
“我……我要报案……”
她叫王秀兰，是成都纺织厂的挡车工。
这天凌晨一点多，她下夜班回家，在距家还有二里地的东一环路上，被一个男人劫持了。
那男人先后两次强暴了她。第一次在菜地里，第二次在她家附近的墙角。
完事后，还抢走了她腕上的山城牌女表、一副变色镜和三块钱现金。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面，不敢看任何人。
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小得像蚊子哼哼。
女民警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来，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半。
二
时间倒回十三个小时。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二十分，成都东郊。
王秀兰骑着那辆二六圈的小轮自行车，从纺织厂出来，拐上了东一环。
这条路她闭着眼都能骑——从厂里到家，正好四里地，要经过三个路口，两排梧桐树，一个菜市场。
她骑了五年夜班，从没出过事。
但这一晚，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风很大，刮得路旁的桉树叶哗啦啦响，像有人在暗处拍巴掌。
路灯稀稀拉拉的，隔老远才有一盏，灯光昏黄，照不了多远。
她骑得快，链条哗哗地转，车轮碾过路面上的碎石子，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骑到距东郊体育场还有一里地的地方，路旁的梧桐树更密了。
树冠交叠在一起，把月光遮得严严实实。她下意识地放慢了速度，眼睛往两边瞟。
就在这时，树影里窜出一个人。
那人从路边斜插过来，动作极快，一把攥住了她的车把。
她猝不及防，自行车猛地一歪，差点摔倒。她本能地想喊，嗓子眼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
同时，她感到小腹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那东西刺穿了她的的确良衬衫，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有些疼。
她低头看了一眼。是一把三棱刮刀，刀身细长，在黑暗中泛着幽幽的光。
“别出声。”那人的声音很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出声就捅死你。”
她这才看清了那人的脸。二十岁上下，瘦长脸，颧骨很高，下巴尖尖的，眼睛不大，却亮得吓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的红背心。
“走。”他用刀尖顶了顶她的肚子，示意她往路边的菜地里走。
她没动。她扭头看了一眼马路两头——空空荡荡，连个鬼影都没有。
风停了，树叶也不响了，整个世界像被抽空了声音，只剩下她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擂鼓似的响。
“快走！”那人手上加了把劲，刀尖刺破了皮肤，她感到一阵刺痛。
她踉踉跄跄地跟着他，走进了路边的菜地。
三
菜地很大，种的是莴笋和莲花白，一畦一畦的，整整齐齐。
地中间有一条小水沟，沟里有水，潺潺地流着。沟边长满了野草，草叶上挂着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腿。
那人把她推到水沟边，按倒在地上。
莴笋叶子擦着她的脸，凉丝丝的，带着泥土和露水的腥气。
她闻到一股肥料的味道，还有那人身上的汗味，混在一起，呛得她想吐。
她闭上眼睛，牙齿咬得咯咯响，指甲深深地掐进手心的肉里。
不知过了多久，那人终于放开了她。
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天是黑的，但能看见云在移动，偶尔露出一两颗星星，又很快被遮住了。
她听见那人在旁边窸窸窣窣地穿衣服，然后是划火柴的声音，一股烟味飘过来。
她慢慢地坐起来，机械地整理自己的衣服。扣子掉了两颗，她在地上摸了好一会儿，没摸着。她把工作服拢了拢，用手攥着。
穿衣服的时候，她的手碰到了裤兜里的东西。
那是一沓购货对奖券，纺织厂发的，五毛钱一张，一等奖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她本来是揣着玩的，这时候突然有了主意。
她悄悄地撕碎了对奖券，把碎纸片扔在地上。
那人抽完烟，站起来，踢了踢她的脚：“走，带我走。”
她没明白他的意思，愣愣地看着他。
“让你带我走！”那人晃了晃手里的刮刀，“骑车子，带我一段。”
她这才明白，他是要她骑自行车驮他。她站起来，腿软得像棉花，走一步晃三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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