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获得了苏联对日作战的宝贵承诺。 虽然这个承诺附带了诸多条件，但斯大林的亲口表态，让罗斯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意味着，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美国将不必独自面对日本的“本土决战”，苏联红军的百万雄师，将极大地分担美军的压力，从而挽救无数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第三，他成功地在美、英、苏三巨头之间，扮演了“调停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在德黑兰，罗斯福多次巧妙地绕开丘吉尔，与斯大林进行私下会晤，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私人互信”。他既满足了斯大林在第二战场上的核心诉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丘吉尔对大英帝国利益的担忧。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将英、苏这两个利益诉求截然不同的国家，都纳入了由他主导的战略轨道之中。
第四，他终于将多次被推迟的诺曼底登陆计划，以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彻底定了下来。 这不仅履行了他对斯大林的承诺，也向美国国内的民众表明：美国，才是领导整个盟军，打赢欧洲战争的核心力量。
当然，巨大的收获，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和代价。罗斯福非常清楚，在这场世界性的大博弈里，美国将来得挑最重的担子。
军事上，美国将要承担横渡英吉利海峡，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风险最高的两栖登陆作战的绝大部分领导责任和物资供应。
经济上，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也需要美国用马歇尔计划那样的巨大投入，来进行重建。
政治上，美国在未来，也不得不亲自去处理，因苏联在东欧的扩张，而带来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和潜在冲突。
但对于罗斯福而言，在这一刻，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的心态很明确：“只要能够联合所有的力量，快速地打赢轴心国，那么，美国，就能够在战后的世界，主导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英国：最“憋屈”的赢家
如果要给三巨头在德黑兰的“会议满意度”，排一个名次，那么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无疑是最“憋屈”的那一个。他虽然也坐在胜利者的席位上，但那种感觉，更像是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中，眼睁睁地看着属于自己的那份主菜，被别人分走了一大半。
他本来是想：
将他心心念念的“地中海战略”，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让盟军的优先攻击方向，放在南欧和巴尔干。
在波兰问题上，为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争取到一个更有利的方案，以维护英国的道义和声望。
继续维持英国在地中海、中东乃至全球的传统影响力和殖民帝国利益。
结果却是：
“诺曼底登陆”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既定方针，他那套关于巴尔干“软肋”的理论，被罗斯福和斯大林，联手直接否决。
波兰问题，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意愿来划分的。他虽然做了一些象征性的抗辩，但在苏联红军强大的军事现实面前，显得毫无说服力。
在整个会议的决策过程中，他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英国的力量，正在被逐渐地边缘化，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美国的“配角”来看待。
丘吉尔的处境，是尴尬而痛苦的。他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美国的工业实力，还是苏联的人力物力，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在德黑兰的谈判桌上，他必须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最后尊严”和“维系同盟国的团结合作”这两个目标之间，做出极其痛苦的平衡。
所以，我们在历史照片上，看到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虽然依旧风度翩翩、谈笑风生，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苦涩和无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英国，已经无法再独自左右世界的命运了。”
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一个极为生动，也极为辛酸的比喻，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他说：
“在德黑兰，我发现，自己仿佛是坐在一头巨大的俄国北极熊和一头强壮的美国野牛之间。而我，只不过是一头可怜的、小小的英国毛驴。”
这个比喻，精准地道出了当时世界权力格局的真相。
那么，对于在德黑兰会议上“缺席”的中国呢？
国际政治，就是如此的残酷。当丘吉尔，这位老牌帝国的首相，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小毛驴”时，那么，当时国力孱弱、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德黑兰会议的结果，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可以说是好坏参半。
好的一面是，随着第二战场的开辟被最终确定，以及苏联承诺在战后对日作战，法西斯轴心国的总崩溃，已经指日可待。这意味着，日本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已经苦苦支撑了多年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好消息。
而坏的一面，则是悲哀的现实。 中国，这个名义上的“四强”之一，这个在东方战场上，独自抵抗了日本侵略者多年的主要战胜国，却并不知道，就在德黑兰的密室里，关乎自己国家领土和主权的重大利益，已经成为了三巨头之间，为了换取各自战略目标，而可以被讨价还价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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