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告一段落，然而簪花脱籍之事，在福建路乃至江南一带，掀起议论和效仿的狂潮。
各地州府瓦肆皆停业，官妓、乐妓，市妓纷纷罢工，死即解衣，纺织赎籍之策成为唯一出路，势不可挡。
至于富户豪门私人蓄养的家妓，也不再接受以及不再需要为主人待客，泉州一带，渐有蓄妓不齿之风。
地方官纷纷上书东京，而东京方面，晏殊作为三司使，不评判道德，以经济理性说服吕夷简等核心官僚，吕夷简为维稳默许，所以最后飞回各地的，是一个“准”字。
皆因泉州的夏税交出了一张一州超越一路税收的漂亮答卷，同时将娼妓所制衣衫送至延州，彻底圆了这场节衣援军的忠义神话。
边关将士感天动地，妇孺报国纺织援军。
秦香莲不如何在意历史如何书写，她更在意切实的利益，因为真相她会自行设法保存，所以对于被篡改的叙事，她很平静。
但对纺织赎籍之策，秦香莲并不乐观，朝廷虽定义了纺织赎籍的规则，但制度是活的。
境随心转，制随权转。
她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却和罪犯一样，接受义务劳动，真正该劳动赎罪的，是那些剽客，是鸨母，是设置这套贱籍制度的人，是背后之人。
秦香莲没有向众人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不满，因为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悲伤，高兴于未来的希望，悲伤于过去的死亡。
无论如何，这场利益驱动下的变革，已就此告一段落。
接下来，是如何贯彻和落实这套制度的问题。泉州经过许久商议，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各州府也不吝效仿。
官造纺织坊规模有限，而娼妓人口占比约泉州常住人口的百分之二，数千娼妓如何安置，成了不小的难题。
泉州市井十洲人，除却常住人口，有数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也为男性，有巨大需求，娼妓行业由此兴盛，其中市妓应占八成，官妓、营妓次之，家妓数量难以统计但也有一定规模。
如今，官造纺织坊无法接纳数千娼妓，很多娼妓没有纺织能力，只会简单缝补，更别提其中还有些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
纺织赎籍的不现实层面，彻底被摆到台前，不过泉州官府没有因此退缩，他们已经深谙经济税收之道，要求以林氏为首的海商巨贾，接收这些娼妓并且传授简单技术，一定的娼妓数量可以免该店铺一定的税额，以此类推。
如果接纳的娼妓数量和劳役年限折算的减免税额超过应缴税额，商户甚至可以做到完全不纳税。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个香饽饽，因为娼妓的衣食住行及疾病，他们都必须一同包揽下来，并且还要承担起教导的责任，官府会定期稽查。
然而，就在所有商贾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推拒之时，林杞终于放下那盏凉透的茶，率先出声：“某愿为使君分忧。”
是纪秦娥揽下了这个活。
也是泉州官府让林杞出头揽下这个活，让其余商人难以说出拒绝的话，毕竟林杞都接纳了大头，剩下的他们分一分，也不如何多。
等娼妓的去处安排完，泉州官府才甩出剩下的苛刻条款：不得以银钱赎籍；劳役需满三十年；年缴成衣三十六件、或布十二匹……
等众海商叫苦连天地离开，官府关了大门，讲起各家家妓的安排。
市舶学院和州学方面都未曾回避这次的簪花脱籍之事，甚至是其余私塾，季考之时，都不约而同地考起同一件事，只是提问的角度各不相同。
有问人何为物，人何以成人的；有问何以权衡仁政本心与风化之防的；有问何以靖民情、正风化、安海隅的；有问市舶之利与风化之害，娼籍存废之道的；有问此案何判可引以为诫的……
每一个泉州学子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秦香莲也想问孩子们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孩子们抢先问她：“娘，为什么不让用银钱赎籍或者允许弹性完成，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年纪又太大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脱籍了。”
“而且我们都知道，做出三百六十匹布或者一千零八十套衣裳根本不需要三十年，为什么要强制要求三十年，三十年太久了。”
众人也看向秦香莲，秦香莲苦涩地道：“因为有利有刃，利刃相生，一旦可以用银钱赎籍，脱籍之事便成了一桩买卖。没有劳动能力的女人，纵然脱籍又能去哪里呢？不如在这里，至少不会饿死冻死病死。”
又因织布制衣的指标根本不需要三十年，有劳动能力的女人便有机会创造自己的价值，她们的价值也可以反哺给商贾与老弱病残，不至于毫无价值招致商贾的压迫和其余女工的排斥。
所以为什么是三十年。
秦香莲道：“一个人能活多少年，五六十年为长寿，三四十年为常态，劳役三十年赎籍，脱籍以后的女人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和性价值，意味着她们不会再重复娼妓的命运，沦落到不堪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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